在中國乃至當前的經濟發展模式中，由于政府主導經濟，部門和官員有很大的審批權（截至今年年初，國務院有關部門取消和下放行政審批事項1/3以上，但仍有近1000項行政審批），除了責任心和政績考核的壓力之外，拿錢辦事的尋租設租貪腐行為在客觀上作為一種“潤滑劑”也曾對經濟增長起到一定作用。當然這種公權力不受限制所導致的腐敗和不正之風，對于中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的長遠健康發展無疑是非常不利的，各方面的危害性極其大，需要在制度建設和政府的定位上加以扭轉和根治。在當前對政府官員“亂作為”治理已經收到明顯成效的同時，接下來重點要治理不作為，“為官不為”也是腐敗。

這樣，在當前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就提出了一個新的課題，即在治理現代化的過程中，如何在政府官員中形成新的促進經濟增長和發展以及勇于改革創新的激勵，實現標本兼治。后文將會論述到的如何正確處理好發展和治理的內在邏輯關聯的問題，無論是治理還是發展，其關鍵是政府職能必須定位恰當，其核心指標是建成一個公共服務和維護型的有限政府而不是發展型全能政府治理結構。兩手都要抓，在求發展的同時，不能忽視治理，在抓治理的同時，也不能忽視發展，否認發展的重要性。

發展是第一要務，但應多維度考核發展成果

過去30多年，中國在經濟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時，由于治理沒有相應跟上，出現許多嚴重問題，如經濟粗放發展、貪腐猖獗、貧富差距過大、社會公平正義不足、政府公共服務不到位等問題。不少人認為這些都是經濟增速過高造成，將發展和治理兩者簡單對立起來，認為改革深化、治理優化就必須要以經濟增長的大幅下滑為代價，現在各級政府不愿作為、不敢作為現象比較普遍。之所以出現以上問題，就是對發展與治理兩大邏輯的認知出現了偏差，沒有做到兩手抓。

其實，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本身并不是問題的根源所在，發展中出現的問題也不是改革的大方向錯誤造成的，更多是方式方法不當導致——如重數量輕質量的粗放式經濟增長；經濟單一改革，沒有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全方位綜合改革；政績考核體系偏頗等。許多現有問題都是互相關聯的，必須綜合治理，同時兼顧提高經濟效率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過去的GDP中心主義（當然還加上維穩）的政績考核方式，給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帶來了很多問題和矛盾，但千萬不能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不能說現在就可以完全不要GDP增長目標了，在這方面不要作為了，當前更需要有質量的經濟增長目標。沒有有質量的量化指標，就沒了努力方向，也就無法對官員加以問責，從而官員也就沒有責任和動力關注經濟發展，不再勇于創新。

無論怎樣，“發展是硬道理”“發展是第一要務”等戰略方針仍不能丟，發展和治理兩手都要硬，處于發展階段中的中國經濟還不能承受增長率過大、過快的下滑，否則會對經濟、社會和深化改革方面帶來一系列嚴重問題。最近，上海在今年市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取消了GDP年度增長目標。按照世界銀行標準，如果將上海作為一個單獨經濟體來看，其已達到“高收入國家”水平，即便如此，取消經濟增速目標的做法也還需要慎重對待。有上海市的代表就指出，GDP增速作為衡量發展的重要參照標準和指標，仍不可或缺。

中國正處于從上中等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邁進的時間窗口，要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仍需保持一定的經濟發展速度。當前我國每年新增的就業崗位超過1000萬（2014年是1322萬），而現在GDP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可帶動150萬左右就業崗位，這也需要維持一個中高速的經濟增長。因而，在新時期，我們應該著力研究探討的是如何將過去政績體系中被忽視的教育、環保、衛生等民生性公共服務指標納入進來，與GDP指標一道形成效率與公平兼顧的新的促進科學發展的多維度的全面考核體系，而不是完全放棄對GDP經濟增長的承諾。

作為一個參照，美國在上世紀90年代初就曾以立法的形式確立了對政府績效的考核制度，地方政府需按照聯邦政府的統一要求建立績效報告制度。由此，很多地方政府均成立了與政府績效評估相關的委員會，如“俄勒岡州進步委員會”（Oregon Progress Board）就對州政府設立了達150多項的具體、明確、量化、可檢測的政府績效指標體系，涵蓋了經濟發展、就業平等、財政收支、社會和諧、教育、衛生、居住、環保、交通運輸、公共安全、公民參與等重大公共事務。②政績考核體系的轉變，對于發展方式的轉變具有牽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