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紀念中國改革開放40年之際，由著名學者常修澤教授主筆并帶領其研究團隊完成的新著《所有制改革與創新──中國所有制結構改革40年》問世。該書列入“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也是中宣部紀念中國改革開放40年《復興之路──中國改革開放40年回顧與展望》系列叢書中的一部。不久前中央召開民營企業座談會，重申“民營經濟是我國經濟制度的內在要素，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是我們自己人”，這部《所有制改革與創新》再度引起關注。如何把握中國所有制結構改革的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本報記者采訪了該書主要作者、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知名學者、博士生導師常修澤教授。

從“縱坐標”和“橫坐標”  研究所有制結構改革問題

記者：您在書中提出要用“戰略理性思維”來研究中國的所有制改革，這是書中的一個“關鍵詞”。您是出于何種考慮？

常修澤：確實，“戰略理性思維”是我在書中提出的一個“關鍵詞”。運用“戰略理性思維”來研究所有制結構改革，就是試圖用現代經濟理論和經濟哲學，從歷史與現實、中國與世界、理論與實踐相統一的戰略角度，理性地闡明現代中國為什么會造就出“這樣一種”而不是“那樣一種”所有制結構樣式，為什么實行“這樣一種”而不是“那樣一種”經濟形式和經濟關系，它的內在邏輯是什么。

記者：您在書中提出：“研究問題，要有‘縱坐標’和‘橫坐標’”。

常修澤：是的。“縱坐標”和“橫坐標”。所謂“縱坐標”，指歷史眼光：所謂“橫坐標”，指世界視野。研究40年中國的所有制結構改革，一要有歷史眼光，二要有世界視野。

記者：從中國現代史看，十一屆三中全會被看作是中國所有制結構改革的歷史起點。您能夠簡要概括一下中國所有制結構改革的歷史進程嗎？

常修澤：所有制結構改革的歷程，是比較長也比較復雜的。倘要“簡要概括”的話，請記住“四節點，兩層門”。

“四節點”指四個重要歷史節點：

第一個歷史節點：十一屆三中全會。正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的指引下，中國開啟了艱難的所有制改革之路。

第二個歷史節點：1992年的鄧小平南方談話及隨后舉行的黨的十四大。從整個社會層面看，與國有企業進入“制度創新型”改革相向而行，非公有制經濟也以旺盛的生命力蓬勃發展起來。

第三個歷史節點：1997年黨的十五大。黨的十五大報告關于所有制改革方面的概括是對此前中國20年所制改革經驗的總結。黨的十五大特別作出新判斷：“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標志著非公有制經濟已從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體制外”正式被納入了“體制內”。這是對傳統社會主義所有制理論和實踐的一個重大突破。

第四個歷史節點，2013年11月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全會決定特別提出“兩個都是”，即“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明確“共同基礎論”。

在這四個歷史節點期間，中國開了“兩層門”：

第一層“門”，1984年，《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率先在國內開了“商品經濟”之門。

第二層“門”，2001年，中國加入WTO, 向世界打開了“參與經濟全球化”之門。

特別是，在今年4月博鰲論壇和上海“進博會”期間更重申“中國開放的大門將越開越大”，對中外各種企業“一視同仁”，以及放寬外商投資股比限制等等，將進一步推進“所有制改革與創新”。

總之，經過40年的艱難改革，迄今中國所有制結構可以說已經初成公有經濟與非公有經濟“比翼齊飛”之勢。在中國能形成這樣一種所有制結構的格局，是很不容易的，其間充滿了艱辛與曲折，痛苦與歡樂。

記者：“橫坐標”呢？

常修澤：所謂“橫坐標”，指世界視野。我在書的“前言”一開始寫道：“起于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的中國所有制結構改革，是中國也是當代世界所有制結構變遷史上的一個創舉。它既不拘泥于傳統的或稱‘經典的’單一國家所有制結構模式，也不拘泥于當代某些發達國家現存的所有制結構模式，而是用中國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對當代一種新的所有制結構的探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