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創”孕育著中長期增長動力

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中國經濟在經歷了十多年高增長后，就顯露出高投資、高出口拉動增長的弊端，但高增長“一俊遮百丑”。而且，在當時，高投資、高出口還有增長空間；在這種增長模式下，絕大部分企業都還有利潤空間。所以，即便在上個世紀90年代就提出轉變增長方式，到了新世紀，又“提升”為轉變發展方式，但收效不大。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應對的刺激政策在解決問題的同時，將已經存在的產能、杠桿和泡沫等問題推向極端，致使上上下下都不得不正視這些問題。一方面，我們需要對未來一個時期的增長和發展方式提出新的概括，另一方面，目光自然轉向供給側，轉向中長期增長動力。前者的答案是經濟“新常態”，以此區別于過去三十多年的經濟“舊常態”；后者是解決問題的關鍵，但要經歷一個過程。

2014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河南考察時提出經濟“新常態”；11月，他在APEC演講時，概括了“新常態”的三個特征：中高速增長，結構調整優化，創新驅動。我在刊于《文匯報》的《企業家精神是經濟增長原始動力》一文中提出，中長期經濟增長和發展的動力，不是所謂“三駕馬車”意義上的來自需求側的動力，而是指供給側動力，主要是技術進步、人力資本和企業家精神。到2015年11月10日，總書記提出，“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我《文匯報》另一篇文章中強調，中國目前還有大量阻礙供給側動力形成和發揮作用的體制性、政策性障礙，所以，要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才能激發和產生供給側動力。這就是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必然性，或大致的邏輯。至此，以改革的方式培育中長期增長動力，基本達成了共識。

“雙創”的試錯與新興產業發展

新動力在哪里產生新價值？在新經濟即戰略性新興產業中產生。在那里，技術進步、人力資本和企業家精神三要素組合，產生“化學反應”，進而產生新價值。這里會產生一個繞不過去的問題，那就是，戰略性新興產業與產業政策是什么關系？一段時間以來，經濟學家有一場關于產業政策的爭論。日本是公認的第一個有明確的產業政策的國家。作為一個戰敗國，戰后日本政府希望集中資源，把百廢待興的產業發展起來，使之帶動國民經濟快速發展。所以，本原的產業政策是直接干預產業發展而來的。這就道出了產業政策的本來意義和內涵：有直接干預產業發展的目標和手段，如日本的重化工業發展目標，以及對重化工業的優惠利率。這個意義上的產業政策到底利大于弊，還是弊大于利？這是討論產業政策的要害。日本產業政策的利弊得失本來也是見仁見智的。即便持利大于弊的觀點，這可能也與日本是在市場經濟體制的基礎上，輔之以適度的產業政策有關。還有兩點亦很重要，其一，在日本實施產業政策的時代，供大于求的格局尚未形成，產業發展往往對應著比較確定的需求，產業政策的

指向不至于發生太大的偏差；其二，健全的法制在其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這和新加坡差不多，政府在推動經濟發展中也起到了較大的作用，但法律制度和依法治理的保駕護航甚至是前提性條件。

現在的問題是，當供大于求的格局已經形成，新經濟成為主要增量來源時，用什么辦法來推動新經濟的主要內容——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的發展？觀察新經濟的策源地，舊金山（硅谷）、波士頓、圣迭戈、特拉維夫-海法（硅溪），還有深圳的南山（硅山），我們不難發現，創業者、企業家和投資人的共同試錯，百折不撓的試錯，成就了新興產業，乃至未來產業，現代產業體系就在這其中漸漸地形成了。我們無論如何不能設想，用產業規劃引領，以產業政策支持，能夠發展出我們今天看到的現代產業體系。所以，各方共同努力打造創新創業生態圈，讓各種與創新創業有關的要素在這里聚合、試錯，就能夠最有效地培育和發展新興產業、未來產業。政府的公共機構可以在這個生態圈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他們提供的公共服務將極大地提高創新創業的效率。經驗還表明，政府或有關第三方機構的技術預見，也將為創新創業項目提供幫助。但所有這一切，都不能也無法取代創業者、企業家和投資人的試錯。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就是他們無數次試錯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