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定不移地走漸進式住房保障發展道路。一些人認為內地城市難以借鑒香港保障房模式的重要理由之一是內地城市不及香港經濟發達，難以實行健全的住房保障政策。實際上，20世紀50年代香港開始實施保障房政策時，香港經濟發展水平尚不及今天內地中等發達城市。即使是六七十年代，香港經濟發展水平也遠不及今天內地一線城市。可見經濟發展水平并不一定是制約住房保障的“瓶頸”。真正的“瓶頸”在政府有無實行住房保障政策的勇氣和決心，在政府是否采用漸進式住房保障發展模式——隨著經濟發展水平，逐步提高住房保障的品質。香港公屋始建之時，人均面積僅2.2平米，單套面積不到12平米，幾乎沒有商業及公益配套設施。隨著經濟發展和政府對弱勢群體住房問題的日益重視，公屋人均及單套面積逐步提高，交通和配套設施逐步完善。但即使在今天，香港公屋人均居住面積也不過區區10平米左右。（香港房屋署）同時，香港公屋管理政策也是在長期發展過程中逐步成熟的。內地大都市政府對日趨嚴峻的中低收入人口居住問題尤其是中低收入流動人口居住問題，既要拿出非凡的勇氣和決心直面問題，更要量力而行，堅定不移地走漸進式住房保障道路，分層分類地妥善解決中低收入人口的住房保障問題，不斷完善保障房建設及管理制度，逐步提高保障房的居住品質。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大都市城鄉結合部流動人口居住服務管理問題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批準號：12BGL118）

注釋

①如韓繼東指出香港公屋政策有“市場”與“公益”相互矛盾、博弈的特征（韓繼東：《香港公屋政策與財政運營——兼談對當前房地產市場的借鑒意義》，《財政研究》，2010年第6期），李健正從“復雜社會政策品”的角度分析了香港住房保障與住房市場的關系，認為香港公屋政策是最重要的經濟政策工具（李健正：《社會政策視角下的香港住房政策：積極不干預主義的悖論》，《公共行政評論》，2009年第6期）。

②強制性公積金或公積金計劃下的法定供款可于申報入息時獲得扣除。

③若全部家庭成員均為年滿60歲或以上的長者，其總資產凈值限額為上表所示限額的兩倍（即1人至10人及以上長者家庭的總資產凈值限額分別為484000元、658000元、856000元、1000000元、1112000元、1202000元、1286000元、1348000元、1488000元和1602000元）。

④強制性公積金或公積金計劃下的法定供款可于申報入息時獲得扣除。

參考文獻

葉國謙，2006，《香港公屋建設可持續發展模式》，《住宅產業》，2006年第9期。

吳開澤、譚建輝、鄒偉良，2013，《香港公屋政策的反思和啟示》，《科技和產業》，2013年第11期。

衛欣，2008，《北京外來農民工居住特征研究》，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第120~122頁。

香港房屋署，2016，《公屋租金政策》，http://www.housingauthority.gov.hk/tc/common/pdf/about-us/policy-focus/policies-on-public-housing/B01/B01.pdf.

楊靖、郭菂、張嵩，2008，《香港公屋規劃設計的分析與啟發》，《規劃師》，2008年第4期。

鄒穎、卞洪濱，1999，《近年來香港公屋的演變和發展》，《世界建筑》，1999年第4期。

李小瑩、劉伊生，2011，《香港公屋建設監管的研究與啟示》，《建筑經濟》，2011年第5期。

LEE J, NGAI-MING Y. Public housing and family life in East Asia,2006,Housing history and social change in Hong Kong, 1953-1990,Journal of Family History.

李婧、林琳，2007，《香港公房啟示錄:多渠道審查分配公無偏差》，http://news.sohu.com/20070829/n251839651_2.shtml。

王堯，2016，《香港：關于安居的大實話》，http://toutiao.com/a6291308611725558018。

美儀，1999，《家：香港公屋四十五年》。

劉祖云、吳開澤，2012，《香港公屋管理出現的問題及對內地的啟示》，《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3期。

黃策勛、陳國豪，2012，《香港公屋與新市鎮建設聯動效應研究與啟示》，《理論界》，2012年第9期。

香港房屋署，2016，《租住公共房屋編配標準》， http://www.housingauthority.gov.hk/tc/common/pdf/about-us/policy-focus/policies-on-public-housing/A05/A05.pdf。

責 編∕楊昀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