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工人階級反抗剝削壓迫的罷工運動起始較早，而且連續不斷、日趨增強。據統計，從1870年至1911年的41年間，發生罷工106起，平均每年2.6起；而從1912年至1920年的9年間，發生罷工226起，平均每年25起以上，比前一個時期增加9倍多。值得注意的是，工人運動已經開始由經濟斗爭發展到政治斗爭，1916年10月天津老西開的罷工、1919年6月上海反帝愛國同盟大罷工，都具有明顯的政治性質，反映出中國工人階級已從自在階級走向自為階級，以獨立的姿態登上中國的政治舞臺。覺悟不斷增強的中國工人階級，必然要尋求維護自身利益的政治代表，迫切期待著致力于工人階級和勞苦大眾解放的無產階級政黨的產生。

三是革命知識分子隊伍和早期地方組織的形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建提供了組織基礎。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而這一結合不是自然而然完成的，是通過具有共產主義覺悟的革命知識分子的橋梁作用實現的。經過五四運動的洗禮，一批以救國救民為己任的先進知識分子成長為信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知識分子，其中不僅有李大釗、陳獨秀這樣的領袖人物，也有毛澤東、李達、鄧中夏、張太雷、周恩來、蔡和森、彭湃等杰出代表。他們熱情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同時又深入到工農群眾聯絡發動，正是在這個實踐的過程中逐步促成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作為這一結合的標志是1920年下半年在上海、北京、武漢、長沙、濟南、廣州等地先后成立的中國共產黨早期地方組織。有了一大批建黨骨干，又有建黨組織活動的實踐，一個全國集中統一的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也就順理成章了。

綜上所述，在災難深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東方大國，開展革命斗爭迫切需要先進的無產階級政黨領導，到20世紀20年代初在中國建立無產階級政黨的條件已基本成熟，正是這種必要性和可能性的同時具備，才構成了中國共產黨誕生的歷史必然性。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國家富強的艱巨使命，歷史地落在了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肩上。這是總結近代中國革命斗爭的經驗教訓所得出的基本結論。

當然，中共建黨活動是在秘密狀態下展開的，加上缺乏經驗，中共一大的召開稍顯倉促，但還是完成了宣告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的歷史使命。1922年7月，中共二大提出了黨的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確立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目標，并制定出《中國共產黨章程》，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創建的圓滿完成。

本報記者：90多年后的今天，我們再來討論中國共產黨誕生的歷史必然性，有哪些現實意義？

邵維正：溫故而知新。我們回望和梳理一百多年近代中國的遭際和屈辱，抗爭和挫折，奮斗和崛起，會給人們以諸多的啟示，引發深層的思考，具有針對性與現實性。

說起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海外曾有一些責難和非議，不少人認為中國共產黨是“早產兒”“舶來品”，甚至是“盧布黨”。這些論調至今還有市場，一言以蔽之，實質上是否定中國共產黨誕生的歷史必然性。誠然，共產國際與列寧對中國建黨十分關心和支持，共產國際代表也給予很多的幫助和指導，但是中國共產黨畢竟植根于中國社會，是近現代中國革命斗爭發展的客觀需要，是中國先進分子的自覺追求。1920年2月，李大釗與陳獨秀開始了建黨的醞釀，當時第一位共產國際代表還未來到中國。后來，吳玉章在四川建立中國青年共產黨，惲代英在湖北建立共存社（亦稱波社，取布爾什維克組織之意），既沒有與李、陳聯系，更與共產國際代表沒有什么關聯。這都可以說明這一時期中國的建黨活動已經開啟，是內因在起主要作用。共產國際對中國建黨起到了促進作用，而建黨的各種要素還是生長于中國社會。我們論證并強調中國共產黨誕生的歷史必然性，就是對西方長期存在的片面觀念作出認真的回答。

時至今日，我們重提中國共產黨誕生的歷史必然性，是為喚起中國共產黨人以及一切愛國之士牢記歷史，不忘初心。任何時候都要記住我們從哪里出發的，為什么出發的；要到哪里去，干什么去？只有不忘初心，才能繼續前進。革命前輩和先烈，從探索救國救民道路，反帝反封建，建立人民政權，確立社會主義制度，再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盡管形勢和任務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萬變不離其宗，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和宗旨一直沒有變。當代中國共產黨人肩負著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任重而道遠。這是歷史必然性的延續，是理想信念的體現。我們要永遠保持建黨時的崇高追求和奮斗精神，面向未來，不畏艱難，挺身而出，勇于擔當，經受各種艱難考驗，向歷史和人民交出優異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