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　張興

一個國家能夠正常運轉，必須要有“為政者”。“為政者”所涉及的核心人物是國君、大臣。鄭玄在注解《大學》時，對君主與大臣之德都有明確的要求，最核心的便是“君明臣賢”。

明君之德

鄭玄認為，殷王帝乙之前的君主，沒有失去民眾的支持，那個時候殷王之“德”還是能夠與天相配的，也就是說“上天”還在享受殷王的祭祀，并保佑殷商。等到了商紂王的時代，紂王無惡不作，引起了民眾的怨恨與“上天”的憤怒，“上天”不再享用殷王的祭祀，也不再保佑殷王。鄭玄解釋說，百姓都是以君主的行為作為自己行動的標準，因此，君主必須謹慎地對待自己的行為和政策，否則一旦“邪辟失道”就會喪身失國。這是“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最真實的體現，也是“敬天”要求的表現。在這里，鄭玄強調“以德配天”也是對東漢末年政局動蕩不安的譴責，警告統治者如果再不“敬天”、“保民”，那么上天對于東漢的保佑也會隨之消失。總之，鄭玄認為，上天所賦予的統治人民的“天命”不是永遠不變的，統治者一定要“保民”、“全民”，如此才能長久地得到“天命”，否則就會失去“天命”。

要治理好國家，其前提和基礎是要任用賢人。鄭玄親身經歷了東漢末年賢愚不分的政治現實，出于儒家救世的情懷，鄭玄認為一個國家最寶貴的財富是賢人。一個國家的“全民”、“保民”工作都是由具體的大臣去做的，因此，賢人在政治管理、民眾管理方面可以決定一個國家的繁榮發展。鄭玄明確指出，君主要“任賢”。與“任賢”相對應的就是“放惡”，即遠離小人。放惡的目的也是為了“保民”、“全民”。因為惡人、媢嫉之人只會讓民眾的生命、財產受到嚴重威脅。放逐惡人、媢嫉之人正是“仁人”、“圣人”智慧與才能的體現，也只有這些人才能夠真正做到這一點。

對于君王，除了“敬天保民”，“親賢臣，遠小人”外，還要“親仁”、“輕利”。“親仁”對于君主的要求是要行仁道，鄭玄指出，“言君行仁道，則其臣必義。以義舉事無不成者。其為誠然，如己府庫之時為己有也”；“輕利”對于君主的要求就是要做到“惠民”。財物是民眾賴以生存的基礎，國君要將財物分散于民眾，使民眾的生活能夠得到保證。鄭玄認為，“仁人”施財于人民，是“保民”、“全民”的表現，而“不仁者”即如紂王那樣，從人民身上聚斂財富，是“害民”、“殘民”的表現。

賢臣之德

作為一個臣子，最重要的是輔佐君王治理好國家，而治理國家不能僅僅依靠幾個臣子，必須要有一個良好的大臣群體。在這種情況下，勇于舉薦賢者，使之加入到大臣群體之中，并使其獲得足夠施展才能的機會，就是賢臣很重要的一項職能。也就是說，賢臣也要舉賢。而且如果自己舉薦的賢人不能夠在君王眼中“先于”自己，就是輕慢于所舉的賢人。

鄭玄明確提出“君行仁道，其臣必義”的觀點。“國君”是國家的代表。國君好仁，在下位的“大臣”必然是“好義”的。國君“好仁”的重要體現是施財于民眾，在下位的大臣只有積極執行國君“施財”的政策，施恩惠于百姓，才是“好義”的表現。只有好義的“賢臣”才能輔佐君主達到財用充足，也才能更好地“保民”、“全民”。其君好仁，其臣好義，都是“保民”、“全民”必須的一種保證。

反過來，如果在下位的大臣執著于為國君“聚斂”財物，那就是“損義”的表現了。《大學》引用孟子的話來證明“以義為利”的重要性，鄭玄的解釋可謂是一針見血，盜臣損失的只是一些財富，而聚斂之臣損失的是“義”。“損義”的另外一層含義是聚斂之臣“害民”，這會直接影響國家的正常運轉，更是與“保民”、“全民”背道而馳。同時，鄭玄指出，這種聚斂之臣，必然會忘義，是小人。要想治理國家就不能任用小人，一旦任用小人，即使國君想用仁義來完善自己的政事，也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