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在國際交往中，提倡王道，反對霸道。“王道”一詞，在《尚書·洪范》篇及《孟子·梁惠王》一章已見，王道、霸道，同樣是儒家的政治術語。中國在處理國際事務過程，先是嚴夷夏之防，后又主講信修睦。但列強交侵，國無寧日，尤其是世界上等而下之的日本，明治以來，相繼戰勝大清國和俄羅斯，居然成為遠東強權，用孫中山的話，是“逞其帝國主義之野心，忘其維新志士之懷抱”，而向中國大肆擴張，竟膽敢實施其亡華政策。孫中山歷來反對“以小事大”或“以大字小”，主張濟溺扶傾、國際平等。他批判帝國主義的“國際主義”。晚年的孫中山，將行王反霸的原則擴展到國際關系中去，1924年11月他在神戶高等女子學校作“大亞細亞主義”演講，將其思想發揮到了極致。他對聽眾說：“你們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歐美的霸道的文化，又有亞洲王道文化的本質，從今以后對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鷹犬，或是做東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們日本國民去詳審慎擇。”[22] 當日本政治陷入右傾狂熱的時候，這種規勸也是說了白說，歷史已證明并將繼續證明這點。

（六）孫中山歷來重視武裝斗爭和宣傳造勢，他的宣傳工作的范本是孔子的言行。孫中山從事革命，依靠筆桿子與槍桿子，他抓宣傳，以喚起民眾，迄晚年未嘗少懈。1923年12月30日在廣州對國民黨員的演說中，他說，世界的文明進步，半是由于宣傳，中國文化也是如此。“大家都知道中國最有名的人是孔子，他周游列國，是做什么事呢？是注重當時宣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他刪《詩》《書》，作《春秋》，是為什么事呢？是注重后世宣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所以傳播到全國，以至于現在，便有文化。今日中國的舊文化能夠和歐美的新文化并駕齊驅的原因，都是由于孔子在二千年以前所做的宣傳工夫。”[23] 他還舉例，說湯武革命成功，是由于他們始初用七十里和百里之地做根本，政治搞好了，民眾擁護，一經發動，連四夷都響應，便推倒了暴政。可見革命成功極快的方法，宣傳要用九成（功夫），武力只可用一成（功夫）。這和他經常引用的拿破侖的名言“一支筆勝過三千毛瑟槍”，意義正復相同。

（七）孫中山晚年極力宣傳天下為公、世界大同思想。在《民權主義》第一講中，他說，“兩千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張民權。孔子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便是主張民權的大同世界。又‘言必稱堯舜’，就是因為堯舜不是家天下。”[24] 他強調立黨、為政均是為公不為私，仰慕三代之治，便是基于“民胞物與”、“仁民愛物”、“天下為公”的中國傳統文化“公天下”的思想。1923年11月16日致犬養毅函中，他還全文引錄了《禮記·禮運》篇中“大道之行也”的一段文字，不但在國內宣傳，還推向海外。《禮運》篇還僅僅是講“大同”，但孫中山將之發展為“世界大同”和“大同主義”，說要“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礎，去統一世界，成一大同之治”。[25] 這個世界能否實現大同，無法逆料，但兩千多年來中國先民的美好愿望并經孫中山反復宣傳莊嚴華麗的境界，與今日世人所樂道的“地球村”，庶幾近之。

綜上所述，不難發現，孫中山熟悉孔孟儒學，愈老愈尊，而且，其為振興中華民族，欲使之“駕歐美而上之”，實現偉大的強國夢，而提倡傳統道德繼承論，對我國固有思想的因襲是多方面的，主要是表現在其重新解釋三民主義的講演中。除了帶有時代色彩和增加一些新內容外，還對其所肯定的傳統思想盡其所能作了改造。實事求是地說，他之昌言恢復舊道德，未必能起多大的作用，但他的舊道德（傳統文化）繼承論對當時泛濫的民族虛無主義思潮，無疑是一個有力的反擊。他不愿意看到西方形形色色的思想流入中國，以作為低廉的推銷場所。當然他也不是維護一切形式的國粹。孫中山“允執其中”，閃爍理智之光，這是孫中山思想可取之處，其為世人所記取推行者亦當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