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續深入推進簡政放權、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不僅是十三五規劃“構建發展新體制、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關鍵任務之一，也是十三五開局之年的一項重要改革任務。權力清單制度能夠實現政府與市場、社會關系的法治化與規范化，是推進簡政放權的主要制度設計之一。從地方和基層治理實踐觀察，“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的三合一改革中，權力清單制度的實施受到一些因素的影響，需要重點處理以下四對關系。

處理好中央初衷與地方行為之間的關系

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了以繼續簡政放權改革推動政府職能轉變的方向，“推動政府職能向創造良好發展環境、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轉變”。推進簡政放權和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成為加快行政體制改革、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的突破口。在錯綜復雜的國際大環境下，面對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的諸多挑戰，中央政府在更大范圍和更深層次上推進簡政放權改革，以激發市場和社會發展活力，營造公平便利的市場環境，與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和刺激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緊密聯系起來，促進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推進簡政放權改革目標的一種通俗表達是，“為企業松綁、放水養魚，搞活市場”。

在全面推進簡政放權改革中，重要的一步是實行權力清單制度，約束政府權力、解決政府權力越位，進一步理順政府與市場、與社會的權力邊界，減少對市場和社會的不當干預，從而激發市場發展活力與社會創造力。

然而，地方政府在落實權力清單制度過程中，其操作與中央的初衷是有矛盾的。地方政府是把已有的權力以清單形式列舉出來，更為細化的是把行使權力的流程公布出來。有不少地方竟然把梳理權力事項的多少以及下放權力事項的多少，作為政績進行考核，出現了所謂“權力清單數字化”的現象。例如，在一個省的調研發現，一些地市向省里匯報簡政放權和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工作時，把梳理權力清單的數量與取消和下放行政審批權限的數量作為重要方面，部分市縣政府出現了盲目攀比數字的傾向。

不少職能部門看重行政權力的觀念根深蒂固，實際下放的一部分是無關緊要的事項，出現了選擇性下放權力的問題。比如，某省向一個地級市下放通商河道的權力，可是當地連河道都沒有，這種權力對于激發當地市場活力和經濟發展根本沒有意義。

上述這些地方行為與中央政府強調的簡政放權改革初衷和根本目的有所背離。要使地方政府行為與中央改革目標一致，關鍵是明確理順政府與市場、與社會之間的權力邊界與結構關系，政府應該把哪些領域的權力和事項下放給市場和企業主體、下放給社會組織主體，是要解決的主要矛盾。地方政府要把權力質量和結構性改革放在與削減權力事項數量同等重要的位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