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必然要求，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應有之義。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應遵循四個原則，即現代國家治理體系設計要基于系統思維、現代國家治理體系的靈魂是多元治理主體的協調并舉、現代國家治理體系的關鍵在法治化、現代國家治理體系的有效運轉需要有效的治理能力予以保障。文化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推進文化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也應該遵循上述原則。文化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關鍵是要實現三個轉型。

從分業管理到綜合管理

治理需要系統思維。文化治理也是系統的綜合治理工程，要有全局思維。當前，我國文化產業管理是一種“小文化”式的分業管理，即由黨委宣傳部門主抓，文化部門、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等政府部門分業管理。“小文化”式的文化產業管理格局使文化系統內部普遍存在著條塊、部門、行業和區域分割，各個文化管理部門各自為政、管理分散，行政效率不高，難以形成合力，政府調節整個文化行業發展的杠桿機制未能得到充分發揮，并容易出現行政組織中人浮于事的“帕金森定律”現象，造成政府人力、物力、財力的嚴重浪費。同時，“小文化”式的文化產業管理格局，也難以實現文化資源的有效統籌。文化產業不僅涉及宣傳文化系統，也涉及發改、財政、國土、規劃、科技、工信等眾多政府部門。由于主管意識形態的宣傳部門無法協調除文化系統之外的政府部門，由其抓文化產業發展，難免出現“小馬拉大車”的現象。

此外，“小文化”式的文化產業管理格局與產業發展趨勢不相符合。當代社會，文化生產與信息、旅游、制造、建筑、商貿、休閑、餐飲等相關領域的結合日漸緊密，文化業態日益豐富，產業邊界日趨模糊。隨著產業融合步伐的加快，當代文化產業正經歷著新的產業調整、重組和轉型，“小文化”式的管理格局的弊端日益突出，導致產業的上下游環節割裂、部門職能交叉、職責不清、多頭審批、重復管理與管理缺位并存等諸多問題。

顯然，若不進行文化機構改革，扭轉“小文化”式的分業管理格局，文化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就會淪為空談。文化產業管理需由“小文化”向“大文化”轉變，文化結構需由原來的縱向式管理向縱橫結合的綜合管理轉變，穩步推進文化管理的大部制改革。文化管理實行大部制也是國際趨勢。如英國的文體部就是一個大部制管理的范例，其除了承擔我國中宣部、文化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國信辦、工信部、中國文聯、中國作協七個部門的職責外，還承擔著建筑、體育、時裝、園林等眾多職能。加拿大等國家為適應文化與科技融合的要求，也將文化部與通訊部合在一起設立了新的通訊、信息技術與藝術部。

從單一管理主體到管理主體多元化

治理的靈魂主線在于主體的多元化。西方各國在文化藝術管理體制上普遍實行一種政府、社會、個人共同參與的治理模式，也就是說，除政府部門外，大量的非政府、非營利組織即所謂的第三部門，均參與到文化決策、執行，以及文化產品的生產和文化服務的提供等。雖然國家行政部門很大程度上掌握著公共文化事務的決策權，但是其并非唯一決策方，其他文藝組織或個人均可通過參與文化政策咨詢、參加各種文化委員會等發揮文化事務決策、執行、監督等多方面作用。這樣一個“政府-專家（精英）-民眾（社會）”共同治理的文化事務管理模式有效保障了文化決策，尤其是重大文化決策的廣泛社會參與，也保證了政府文化決策的科學性和民主性，有效避免了因決策失誤造成的重大損失。

東亞的經驗表明了這種共同治理模式的作用與價值。在韓國，社會組織和民眾監督對文化的管理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例如，韓國電視劇出現媳婦打婆婆一個耳光的鏡頭，很多婦女保障組織會上街游行、抗議，從而形成一定的社會輿論。在公眾的壓力之下，電視臺、導演、制片人只能道歉。這種通過社會組織、公眾發聲來引領和規范道德風尚的方式，充分顯示了社會組織和公眾在文化監督管理方面的作用。此外，社會組織和公眾的參與，還可以減輕政府管理的負擔。如可以允許法院受理有關文化內容的公益性訴訟，一旦有投訴者認為某個文化作品有違社會公序良俗，可以向法院等公權機構提起訴訟，通過民事程序解決糾紛。如此，既有效動員了社會監管力量，也能緩解文化管理部門人手不足的矛盾。

我國在推動社會參與文化管理方面也已進行了大量積極探索，如北京市朝陽區在垡頭街道建立了文化居委會，采取了新的自治式管理，除了理事長是專職之外，其他副理事長以及二級管理委員全由居民產生；采取居民自我管理、自主決策的方式，其應用下的朝陽區文化館成為全國唯一一家區級受表彰單位。實踐證明，加大對文化內容管理上的社會組織和公民參與力度前景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