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發國家經濟增長呈現出多種形態。其中，以日本、韓國、新加坡等為代表的成功追趕型經濟體的追趕進程，呈現如下典型化事實。

第一，經濟增長速度隨時間推移呈倒U形軌跡。即經濟增速依次經歷低水平均衡狀態下的低速度——起飛——高速追趕——增速降落——中速/中低速平穩增長的完整過程。從增速分布形態看，這一追趕過程構成一個與通常的商業周期類似的完整周期。我們將這種周期稱為追趕周期。第二，快速的產業升級和迅速而劇烈的結構變化。成功追趕型經濟體在高速增長時期都經歷了快速的產業升級。同時出口結構、居民消費結構等也經歷了快速變化。

上述典型事實構成的“追趕周期”，是涉及或將要涉及100多個經濟體和幾十億人口的重要現象，需給出具體解釋。眾所周知，技術前沿國家的技術進步速度長期穩定在一個不太高的水平上。而后發國家如果要追趕發達國家，那么，至少必須有一段時間的經濟增長速度比前沿國家快。這就意味著后發追趕型必須實現經濟起飛，才能啟動追趕進程。在經濟起飛和高速增長期限結束、追上前沿國家之后，后發經濟體的經濟增長率將接近于前沿國家水平，這將低于其高速追趕時期的增長率。另一方面，從根本上解釋追趕周期，關鍵是解釋為什么后發國家有潛力實現一段時期的遠高于前沿國家的增長。有研究認為，由于后發國家技術落后于前沿國家的水平，所以前者可以通過模仿在一定時期內實現快速技術進步，進而帶動其實現快速增長。與前沿國家技術差距越大，則后發國家模仿前沿國家技術的步伐越快。具體而言，快速技術追趕在現實中表現為如下幾點：一是技術模仿成本比研發成本低。二是后發國家可以躍過前沿國家以前幾代的技術，直接采用較先進的技術。三是后發國家有可能在一些領域直接切入全球最新技術。四是后發國家對管理經驗、商業模式等軟技術模仿，也比前沿國家的探索速度快。快速的技術模仿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資本邊際報酬遞減的效應，進而開辟了持續投資的空間。所以，后發經濟體在追趕周期的高速增長平臺期，易出現投資與其回報水平均遠高于同期發達國家的情形。當后發國家與前沿國家技術水平差距大大縮小、后發優勢基本釋放出來之后，追趕國家技術進步速度將放慢，以至于難以抵消資本邊際報酬遞減的效應，經濟增長速度將相應放慢。

不同制度條件之下，追趕周期會有各種特殊的表現。這是因為后發優勢決定的快速技術進步機制，需要通過制度變革才能由潛力變為現實。由此出發可以理解不同國家在追趕周期上所處的具體位置，或在追趕過程中表現出的豐富的追趕周期形態。有些經濟體，由于沒有基本的制度條件，連起飛都沒有實現，還處在追趕周期的第一階段。而一旦具備適當的制度條件，這些國家也將經歷完整的追趕周期。有些經濟體，由于發展戰略和制度的原因，在追趕過程中曾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不能完整、順利地完成追趕周期。不過從長期看，這些國家通過調整制度、發展戰略和政策，仍可能重新回到追趕周期正常軌道。從這點來看，未來我國深化改革可以從兩個相反的角度影響實際增速。首先，矯正各種扭曲會擠出虛高競爭力，導致增速降低；其次，改革將進一步提升配置效率，促進創新，進而推動增長。

上面歸納了追趕周期的典型化事實，并解釋了其形成機制。與其他類型的周期相比，追趕周期有自身的特殊性。第一，追趕周期的性質，是后發優勢決定的技術追趕速度變化效應與資本邊際報酬遞減效應的消長所導致的。第二，追趕周期的第一次增速轉折和第二次增速轉折，所伴隨的產業結構變化大異其趣。第一次增速轉折時期，許多新產業成長起來，由于許多投資活動的互補性，更多體現出“創造性建設”的特點；第二次增速轉折時期，往往有不少產業退出，呈現出“創造性破壞”的特點。而普通商業周期的復蘇和衰退所伴隨的產業結構變化的差異，則遠沒有這么顯著。第三，追趕周期不能夠被熨平，也不應該被熨平。從政策應對上看，追趕周期的第一次增速轉折，不僅不能采取緊縮政策予以壓制，相反，還應該通過宏觀政策助力；追趕周期的第二次增速轉折是技術差距縮小之后的客觀規律使然，也不能用擴張性宏觀政策予以刺激。第四，追趕周期的高速增長為期20年至30年；起飛前的時間長度不確定；高速增長結束后期，仍然能夠保持相當長時間的中速或中低速增長。

當然，追趕周期與其他類型商業周期并非絕對排斥。技術前沿國家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會經由技術外溢疊加于后發國家的追趕周期之上；而后發國家追趕周期的整個進程中，普通的商業周期也一直在發揮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