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習時報 》（ 2025年05月07日 第 03 版 ）
口述人：胡良霞，2015年7月——2016年4月任河南省蘭考縣政府目標辦主任，縣委、縣政府督查局副局長。2016年4月——2017年4月任蘭考縣發展改革委副主任、扶貧辦主任。2017年4月——2019年1月，任蘭考縣改革辦常務副主任。現任蘭考縣桐鄉街道黨工委書記、四級調研員。
訪談組：陳思 陳曙光 陳晗
日期：2024年9月5日下午、6日上午
地點：蘭考縣經濟開發區管委會會議室
一、蘭考的“答卷”
載入縣志的新機構
習近平總書記是2014年3月17日來蘭考的，當時的蘭考縣委領導班子向總書記承諾了蘭考三年脫貧。2016年4月到2017年4月我擔任蘭考縣扶貧辦主任，負責三年中最后一年的脫貧工作具體落實。這個時間段，是脫貧攻堅打硬仗的時候。蘭考縣是2017年3月27日獲國務院批準摘帽，正式實現脫貧，實現了對習近平總書記“三年脫貧”的承諾，回答了“蘭考之問”，也以蘭考的脫貧告慰了“人民的好書記”焦裕祿。這個過程發生了很多具有歷史意義的事兒，我從頭說起吧。
習近平總書記2014年來蘭考視察、調研、召開民主生活會的時候，我還是鄉鎮的副書記。總書記走了以后，我們省市縣先后進行了會議精神的傳達，告訴我們基層干部最主要的任務就是實現脫貧。開始圍繞著縣域治理“三起來”（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河南省蘭考縣調研指導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時強調要準確把握縣域治理特點和規律，把強縣和富民統一起來，把改革和發展結合起來，把城鎮和鄉村貫通起來，不斷取得事業發展新成績）布局我們的產業，提升我們的環境，通過一系列具體的改革措施來實現我們最主要的任務——“三年脫貧，七年小康”。
國家部委、省、市及社會各界給予了蘭考更多的關注和支持。2015年，省里將蘭考作為“改革發展和加強黨的建設綜合試驗示范縣”，為我們注入了“強心劑”，全力支持蘭考發展，我們也是緊緊抓住這次機會，立誓干好，加壓奮斗。脫貧攻堅這項工作牽涉面廣、時間緊、任務重，我們在推進過程中發現：不作為、亂作為或消極作為的問題很多。所以要想干好，必須有一個強有力的職能部門針對性地抓。蘭考通過對制度的梳理和完善，整合了縣委督查室、縣政府督查室、縣政府目標管理辦公室、縣行政效能中心資源室，著手組建督查局，工作人員由全縣各個部門選調骨干力量組成，我就是從鄉鎮被遴選到督查局當副局長的。
督查局以踐行“三起來”為工作目標，從各個職能部門抽調骨干力量。因為這些同志“出身”的部門本身就有職能和權力，一定程度上就避免了來回協調各種煩瑣的關系，避免“踢皮球”。這樣就能把環境整治、基礎設施建設、發展產業等所有跟脫貧攻堅有關的工作統在一塊兒，推進工作更有力更有效。
督查局是做什么事兒呢？簡單一點說就是查你該干的事干了沒有：布置作業、查作業。讓督查局作為一個工作的推動器，集中縣委督查室、縣政府督查室、紀委效能中心的職能，解決當時督查工作分散、政令不一的問題。
任何一個部門考進來的年輕人，一入職就先到督查局鍛煉，督查局涵蓋了全縣的所有工作，包括領導批示和現場調研交辦的重點任務、網民的留言，還有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的議案提案等等。督查局的各項工作只對縣委書記、縣長、縣委副書記、常務副縣長這4個人負責。推進重點任務直截了當，效能很高。
“突襲”摸底
我們的重點任務，是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來了以后，縣委領導班子從總書記的重要講話里梳理出來的，逐步細分，進行調研、交辦、落實，縣委領導再針對性地根據不同階段工作做批示。主要內容是脫貧攻堅，而當時我們面對的最大問題是全縣的貧困戶底子不清、數據不實。
2015年的一個晚上，時任蘭考縣縣長給我們督查局局長打電話，把他叫到縣政府。縣長問：“蘭考要兌現對習近平總書記的承諾，2017年就要摘掉貧困縣的帽子。現在的脫貧攻堅工作，我們心里有沒有底？”劉局長說：“現在還不太有底。”縣長說：“到底還差多少？具體情況怎么樣？首先數據咱們得摸清楚。”兩個人聊了很長時間，然后決定給我們幾個副局長打電話，布置任務。我們督查局一般都是晚上10點以后才會下班，大概夜里10點半，劉局長的電話來了，他說：“明天一早有一個任務。具體什么任務，先不透露，先把人員組織好。”于是我們連夜開始抽調人手。第二天早上7點，50個人集合完畢，他們來了都不知道什么事。我們把大家的手機全都收上來，然后把這50個人分配成兩個大組，分別對應2個鄉鎮，每個大組再分成8個小組，對應8個村，由小組長帶隊，直接出發，下村突襲做采樣調查。
工作人員先看村容村貌、人居環境，再入戶調查基層組織、老百姓對“兩委”干部的工作滿意度，還有老百姓對我們駐村工作隊的知曉率，如果老百姓不知道駐村工作隊，或者不認識駐村隊員是誰，那顯然就不是真駐村。我們還調查政策落實情況，直接問老百姓：“你該享受到的政策享受了沒有？”
兩個大組、16個小組入戶調查的同時，我們幾個副局長來回巡查，這16個村我們都跑到了。當村“兩委”發現的時候，我們已經準備收隊了，這16個村的數據都提取出來了，回來整理形成了一個報告，報給縣長。
調查的結果并不好。好多工作都沒做到位，暴露了很多問題，最嚴重的是數據中納入一些不符合條件的農戶，有些“檔外人員”沒有統計進來。因此縣長下了很大的決心，再進行全面的調查，摸清貧困戶底數，排查假貧困戶數據，為精準識別“回頭看”打好基礎。我們第一次突擊調查的這50個人已經成熟手了。下一步，我們就讓這50個人任小組長，再調動100多人進行編組。第二輪我們調動了175個同志下到村里，調查了23275戶。用13天的時間對全縣的脫貧攻堅工作來了一個大起底、大排查，針對性地查找那些識別不精準、政策落實不到位、環境衛生差等問題。
縣委經過深思熟慮，達成一個共識：把事情做好，經得起檢驗，才是真正的趨利避害。縣委討論后決定，還是要去揭這個傷疤，要不然將來對總書記沒法交代，對全國沒法交代。縣長說：“我們蘭考要爭取率先脫貧，后面很多地方都會來看我們、學我們，我們必須經得起查、經得起看、經得起算。最關鍵的一點就是，我們必須落實總書記的精準脫貧要求，真扶貧、扶真貧。”
我們下定決心，高標準地把活兒干好，我們下村的時候分小組，一戶一戶摸排，對照著原來的系統信息，逐戶去排查每戶的人口、年齡、收入、享受政策等信息。全部核實一遍，哪個與系統不符了，我們當場記錄下來。接下來，我們就從系統里把幾千個非貧困戶清除出去了。這些人他都已經進入了這個系統享受政策了，你給他拿掉，他思想上肯定不好接受，但如果不拿他，就會寒了更多群眾的心。這個系統同時又是動態的，我們把調查出來的真實貧困戶納入進去。當時央視《朝聞天下》的采訪團隊在這兒跟著我們報道，我們入戶，他們也入戶，晚上我們開會，他們也跟著開會。所以我們做的所有工作，能不能做好，在全國人民面前都是透明的。
同志們經過兩次小范圍暗訪，又經過大范圍摸排，思想上已經對精準脫貧的重視度越來越高了，我們的工作銜接也非常好，各村的數據質量是有保障的，但是高質量的數據需要高質量錄入國家系統。如果讓各村各鄉自己錄入，那些數據五花八門，各村對系統又不熟悉，到時都一定會給我們打電話問怎么弄，我們的技術人員隔著電話線又沒法指導。弄錯了、弄不成，都是很有可能的。
我們想了一個辦法，在縣里包了一個大型網吧，16個鄉鎮（街道）的180個人全都集中在這個網吧里，集中做錄入工作。那個工作場景非常壯觀，央視的記者也在這里拍攝、報道。這些打游戲的電腦性能是很好的，網速很快，但因為全國都在白天使用這個系統，就像高速會堵車一樣，于是我們就打時間差，用白天的時間核實信息，晚上8點再開始錄入。我們先把16個鄉鎮負責信息錄入的工作人員集中起來，開一個答疑會，有什么問題大家都提出來。也許我有的問題你也有，這樣共性的問題技術人員統一解答，就節約時間。答疑會開半個小時，開完會八點半開始錄入，幾名技術人員就在這待命，誰舉手就給誰提供指導，一直錄入到早晨。
這個活兒干了15天，我們分管的縣委領導每天在網吧里不出來，保證數據質量。當時我們的縣長已經任縣委書記，他每天晚上開完會都要到這個網吧去看看，有問題就及時解決。我們正在做這項工作的時候，國家“精準識別回頭看”任務布置下來了，我們比國家要求提前了20天完成。
火線受命
接下來，我們開始結合中央、省里、市里的政策，研究還有哪些弱項可以去補充，再來實施我們的政策。蘭考縣委研究自己的實際問題：比如產業的金融扶貧怎么搞；孩子的學前、小學、初中、高中、大學的就學怎么保障；大病怎么報銷。其實老百姓花銷最大的還是就醫和就學，特別是家里要有個病號，就會拖累一家子人。像腎病透析、白血病透析，這種長期花銷大的疾病，都需要給予相應的政策。
大排查后，我們梳理總結出了9大類共性問題，比如雙向認知類、政策知曉類、基層組織建設類、產業發展類、集體經濟類、人居環境類等。在這些基礎上，還有14類個性化問題：各個村基礎不一樣，有的村本來就窮，就偏遠；派駐工作隊的單位條件也不一樣，有的單位小，力量相對薄弱，扶持力度自然也不大；有的工作隊員能力素質不一樣等等。集中研究后，蘭考在國家、省、市政策的基礎上，研究并推出了12項政策作為補充。政策有了，對象也精準了，接下來就是擼起袖子加油干了。
那天，我們在縣委開會，大家逐條匯報、研判、分析，把上述這些事情基本商議妥當了。上半場會議結束，休息10分鐘。我挺累的，坐在那兒發呆。下半場會議，當時的縣委書記說：“我們這次摸底調查出了這么多問題，下一步我們是要向中央交卷的，而且我們是要第一個交卷的。現在這種情況我們怎么辦？過去，因為種種原因，扶貧辦主任一直空缺，接下來我們要重點推進這個工作。怎么推？首先我們得明確一個負責人，主持工作，然后對我們現有的這些問題拿出方案。現在我宣布：縣委經研究決定，任命胡良霞同志為蘭考縣扶貧辦主任。”
我對此沒有任何思想準備，吃了一驚。等我接受這個現實以后，馬上又對后面要開展的工作發起了愁：當時扶貧辦人員很少，我怎么干？我找書記要人，沒想到書記先找我了，他對我說：“你扶貧辦人不夠，督查局的20個人你先帶走。”我問：“哪20個人？”他說：“就是跟著你搞大摸底的那些人，你挑20個。”
督查局有30多個人是體制內的，我帶走的這20多人是由自籌編制考取的事業編，他們報考了之后已經被鄉鎮錄用了，在鄉鎮已經有崗位了，但上崗前還在督查局鍛煉。我從這里邊挑了20個人。人員到位以后，我根據工作需要把他們分成4個督導組。蘭考縣一共16個鄉鎮，我讓每個組負責4個鄉鎮，每天都下去督查。我們的任務，簡單地說就是把村里的貧困戶繼續精準化，把政策一一落實好，不斷地優化，把發條越上越緊。
當時因為是第一批脫貧，不知道標準是什么，我們縣委書記就去了省里多次，跟省里商量標準。因為國家的標準當時還沒出來，省里也是研究，暫時還拿不出標準，就讓蘭考自己回去找標準。后來我們自己制定了一批標準：比如考察貧困村退出的時候，要結合村里的基礎設施、教育醫療、文化場所等因素；還有集體經濟、產業發展、支部強與不強等情況。
貧困發生率不能高于2%，這也是一個標準。還有一個標準是群眾收入的穩定性要強，少一點沒關系，即使500、600、700元，只要有穩定的收入來源渠道，事情就好辦。
我們有了一個標準，實際落實的時候，也會不斷調整。但是大的方向是一把尺子量到底，基本標準肯定不能破，比如貧困發生率是肯定不能破的，國家政策的落實、“兩不愁三保障”等等。
扶貧辦的工作不僅抓全面，還要抓細節。我們布置基礎工作、安排落實、抓推進、不斷考核，倒推時間表，確保全縣在預定時間內完成脫貧攻堅。什么活兒該工作隊干，什么活兒該村“兩委”干，什么活兒該鄉鎮干，還有各個職能部門，要各司其職。我們把任務合理分配到位，責任牢牢壓實，確保完成計劃目標，落實政策到戶。扶貧辦的4個督查組，每天都下去查問題、抓落實、推進產業布局，還要到重點監測的貧困戶家中調查。
有一戶人家給我的印象特別深刻。男主人將近70歲了，妻子智力障礙，生了5個孩子，其中最小的才2歲。他家里的環境極度臟亂差，我們第一次去入戶的時候，進門就沒有落腳的地方。他夫妻兩個還有5個大大小小的孩子，衣服也不知道多久沒洗，完全“包漿”了，看不出本來的顏色。我們根據政策給他家里做了研判，孩子必須享受教育扶貧政策，醫保也都給他們上好。之后責成村“兩委”和工作隊一定要教育和培養他家的生活行為習慣，督促他們定期洗澡、理發、洗衣服、打掃衛生、收拾好家里的環境。我們后來經常去，看到他家里收拾得干干凈凈，孩子也穿得整整齊齊，他家里人都很高興，我們也很高興。
不甘于“等靠要”
之前我們幾輪明察暗訪，已經把各個村的問題大體摸清楚了。當時我們常駐在村里的力量主要是駐村工作隊員。縣委書記親自開會，把駐村工作隊員、支部書記召集過來，開一個研討會，談一談現在問題在哪兒，痛點在哪兒，難點在哪兒，商量推進工作的辦法。這個過程中我們發現了一批優秀的駐村工作隊員，他們從各個單位來到農村，通過幾年的駐村也對農村有了深厚的感情，有了基層的工作經歷，有了農村的農業知識，有了跟群眾打交道的方法。我們就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
葡萄架鄉杜寨村的駐村隊員想在全村推廣蜜瓜產業，可是群眾的積極性不高，怕風險，讓誰干誰都搖頭。駐村工作隊隊長李國眾跟我說：“群眾不想干吶，想讓村里頭發展蜜瓜產業，群眾都說沒錢，你看能不能給弄點貸款，能不能有點什么政策？”我說：“行啊，貸款的事兒不難辦。”但是，一個村干部說：“現在根本不是貸款的事兒！是大家沒有積極性，得有人給他們打個樣。”
于是，我們就支持這個村干部先行先試，他也很能干，先搞了兩個大棚。他種的蜜瓜品種產量高，能收兩茬，端午節前后一茬、中秋節前后一茬，效益非常好，當年幾乎就回本了。大家看到收益了，積極性就都上來了，都紛紛開始種蜜瓜，不用動員也不要資金支持了。
那一年端午節放假的時候，我沒給誰打電話，早上六點半就開車直接到杜寨村。我一看，好家伙！地里一派熱鬧的景象，大家開三輪拉管子的、裁塑料布搭棚的，干得是熱火朝天。我正跟村里人聊天呢，電話響了，是駐村工作隊的隊長李國眾，他說：“你到村里來了？”我說：“我過來看看。假期不想打擾你，所以沒給你打電話。你繼續休假吧。”李國眾說：“現在正忙的時候，休啥假。我馬上到地頭了，你等我一會兒。”沒有幾分鐘，李國眾和村支書就都來了。我對他們說：“我來看看情況，摸摸群眾的訴求是什么，想要哪些方面的支持。比如蜜瓜雨季的時候最怕淹的，看看大棚配套的排水設施怎么搞，產業項目需不需要給你們弄，能有多大的規模。還有我們怎么申請項目資金，貸款都需要多少。我來調查這類事情。”李國眾對我說：“群眾這些訴求最近都不提了，也不提困難了。”我說：“怎么不提了？不需要了？”李國眾說：“不再‘等靠要’了，自己都想辦法干起來了。現在他們不僅不要貸款了，有的還想著流轉一些土地，多弄幾個大棚呢，誰還情愿在那兒干瞪眼看著別人發財呢！”
這個事就揭示了我們扶貧工作的一個規律：當群眾見不到利的時候，他就不愿意做，你怎么做動員也不一定管用，因為他們根本就沒有概念。可是當他們看到村干部這兩棚瓜能頂他幾年收成的時候，他們就都心動了。當群眾的內生動力被激發、被調動起來的時候，一切困難其實都沒有多難。后來杜寨村也基本上沒辦什么貼息貸款，本來有的村民申請，后來又不申請了。其實大家只要想干，怎么也能干起來——能合作的就合作，能轉借的就轉借，還有其他一些社會資金介入，這個村的蜜瓜產業在很短的時間內就運轉起來了。現在蘭考全縣的蜜瓜產業發展得很好，已經達到3萬畝左右。
蘭考蜜瓜最主要是通過新發地在北京銷售，后來又有其他地區，以及網絡銷售。現在蘭考蜜瓜很有名氣，我們縣委書記在2017年黨的十九大的代表通道上，手里專門拿一個二維碼，就是向大家推介我們的蘭考蜜瓜。
新時代的“四面紅旗”
農民辛辛苦苦種出來的蜜瓜，要想盡辦法都給它賣出去，還要賣個好價錢，還要讓它供不應求，這個產業才能持續健康發展。當時我們的縣委書記壓力很大，要親自當推銷員。縣委書記、縣長們自帶流量，得想辦法利用起來。
縣委書記和我之間也在持續不斷地互相給壓力，他盯著我要落實，我盯著他要支持。脫貧攻堅那幾年，書記一見到我就問：“良霞，我們現在還有問題沒有？”我每次都說：“有問題。”他問：“上次定的事落實得好不好？”我每次都說：“落實得不好。”無論什么時間問，什么場合問，我都這么說。不過我有時候可能確實有一些悲觀，但我覺得我是客觀的。我們工作當中最大的制約是兩個方面：一是產業，一是基層組織。但基層組織在脫貧攻堅當中的核心作用是如何帶動產業發展。所以歸根結底還是產業。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無論是脫貧也好，小康也好，還是現在的鄉村振興也好，沒有產業做支撐，群眾就沒有增收的渠道，地方經濟就發展不上去。說一千道一萬，如果群眾不能穩定地掙到錢，都是白搭。所以一定要做產業，但做產業又是最難的：干起來之前難，我們自己需要衡量和判斷產業的合理性，還要說服群眾接受它；干起來之后更難，我們有必要幫助群眾扶持和培育產業，幫他規避風險，盡一切努力確保他不虧錢，能掙錢。這就需要基層組織發揮戰斗堡壘作用。習近平總書記說過，基層黨組織是貫徹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的“最后一公里”。基礎不牢，地動山搖。沒有一個好的班子，怎么能夠帶領我們的農民脫貧呢？曾經我們出現這種情況：一說脫貧，村“兩委”干部就兩邊一站，哪涼快在哪待，不跟你見面。因為見了面，他們也不知道能跟你說啥，他們不知道產業如何發展，思路不清。而且村干部年齡也偏大，年輕人很少。年輕人有出去打工的，有當兵的，有做生意的，村里一個撐事的能人都沒有。這種情況下，我們基層干部的觀念就要轉變，要及時從管理者變為服務者。當你用干巴巴的行政命令指揮根本不起作用的時候，你只能幫助和引導他們。這種轉變，也是我們通過脫貧攻堅實現了對自身職責和角色的一種認知轉換，也促進村干部的認知轉換。
有的村干部認知轉換不了，就堅決要把他換掉。以前部分村干部有一種比較幼稚的認知：我跺跺腳，這個村都得搖三搖，你們這些男女老少都得聽我的。只要村里不出事兒，大家都消停待著，我村干部就當得穩如泰山。你讓他發展產業，他沒那個概念，也沒那個信心。我們發現這樣的村干部是不符合時代發展要求的，是沒用的，這些人必須換下去，我們要找致富帶頭人當村干部。我們通過脫貧攻堅發現了一些致富能手、種植大戶、產業帶頭人，通過2016年的換屆選舉，把這樣的人安排在村干部的崗位上。
這個安排，我們縣里如何跟鄉鎮協調呢？因為縣里肯定沒有鄉鎮扎得深、了解得透徹。這種情況下，“能手”“大戶”“帶頭人”都屬于感性認知，我們怎么通過量化來確認他是村里人信服的村干部呢？在這一點上，蘭考借鑒了半個多世紀之前焦裕祿書記曾經給我們提供的好經驗，在縣級層面搞了一個“四面紅旗”村的評選，我們通過這一套系統性的評選，讓那些能把村里的事弄好的人才脫穎而出。
“四面紅旗”是源于我們對焦裕祿書記工作方法的傳承。當年，“韓村的精神、秦寨的決心、趙垛樓的干勁、雙楊樹的道路”這“四面紅旗”表彰的每一個村，都振奮了蘭考人的精神，打開了蘭考發展的局面。我們沿襲這種做法，但內部結構和具體操作又有區別。新時代的“四面紅旗”，在農村是評選“基層黨建紅旗”“脫貧攻堅紅旗”“產業發展紅旗”“美麗村莊紅旗”；在社區是評選“基層黨建紅旗”“文明新風紅旗”“治理有效紅旗”“服務群眾紅旗”。“四面紅旗”的標準給出來，每一個村都可以申請參評。“四面紅旗”的評選是為了夯實基層組織，這個是最關鍵的。脫貧攻堅中，派駐的工作隊是幫助村里和群眾爬坡的，所起的作用應該是“推車的”，村“兩委”才是“拉車”的，拉著群眾往前奔。當時有的村“兩委”不但不“拉車”，反倒成了“坐車”的了，真是“工作隊用力干，村干部兩邊站，貧困戶甩手看”。但隨著我們四大班子齊上陣，縣鄉干部沒有一個閑散人，就連團委、婦聯、黨史、文聯等這些非業務部門也都是各盡其能，上下一盤棋，擰成一股繩，同干一件事，群眾親眼看到并親身感受到了全縣用真心掏真力的付出，由“原來的干部干群眾看”轉變成了“領導領著干，干部比著干，群眾跟著干”，大家的積極性一下子激發起來了，掀起了評選紅旗的熱潮。
那個時期，我們脫貧攻堅駐村工作隊員勁頭很足，“五天四夜”、加班加點，夫妻隊員、父子隊員甚至是家庭總動員，幫助村里、戶里發展產業，提升設施，改善環境。為了激勵隊員，我們還開展了“駐村工作標兵”評選，沒有機械性的評選指標，只看實績。
第一次評“駐村工作標兵”很有意思。當時第一批評選了20名，沒有打分表、評定表，沒有考核組，而是分管扶貧工作的縣領導、督查局局長和我，在縣委常委、辦公室主任的辦公室，根據平時通過經常入村走訪群眾、村內產業發展收效、基礎設施環境提升等掌握的情況，在大白板直接用“正”號標選的。
評選結果一出來，我們縣委書記剛好上樓，看見會議室很熱鬧，我們都在討論。他一看，結果已經出來了，他說跟他掌握的情況是相符的。我們縣委書記當場就說：“拍下來，發出去。”我就把大白板的照片拍下來，直接發到脫貧攻堅的大群里。發完以后不到兩分鐘，兩個縣領導的手機就響了，打電話的有鄉鎮的領導，有縣直部門的領導，有駐村工作隊員，甚至還有工作隊員的家屬，他們關切地問：“俺們村為啥沒得紅旗？”“俺們村干得也不賴。”縣領導就解釋：“我們這個評選是公正的，是大家調查和討論的結果。”“你們確實哪一點哪一點還不足。”“馬上第二輪評選，你們再爭取得紅旗。”
大家積極性很高，都努力干。在那幾個月，村里干勁十足，一天一個變化。直到國家第三方評估組到達蘭考之前，我們一直在抓政策的落實，抓村容村貌的改變，抓“五凈一規范”。我們發起了“沖鋒行動”，在人居環境、村容村貌、戶容戶貌和培養老百姓良好生活習慣等方面來了一個大提升。巨大的壓力帶來了巨大的動力，那段時間蘭考真的是日新月異，舊貌換新顏。
產業發展節節高
近年來，蘭考縣的農業“新三寶”、家居產業、樂器產業等蓬勃發展，呈現星火燎原之勢。農業產業方面，我們有畜牧業現代化，還有苜蓿草種植。蜜瓜、紅薯、花生并稱為我們的“新三寶”。這些都是脫貧攻堅期間起步做，培育壯大，現在都實現了深加工，開始做大做強。
工業方面，我們注重引進勞動密集型產業，目的是給群眾增加就業崗位，把強縣和富民結合起來。家居產業是我們的一個亮點產業，解決了大量就業。我們以家居產業帶動了6個鄉鎮做配套，讓產業鏈向鄉鎮延伸。鄉鎮有產業是個特別好的事兒：群眾都可以在家門口就業，騎個電動車，幾分鐘、十幾分鐘就能到工廠上班，有穩定收入的同時，下班后還能照顧地里的農活，照顧家人。蘭考鄉鎮的配套工廠技術不高、規模不大，但可以做一些木條、木板，做板材的初步加工，運到縣城，再做深加工。
還有我們的樂器產業。焦裕祿書記當年治理“三害”的時候帶領大家種的泡桐樹，本來是用來防風固沙、治理“三害”的，后來誰也沒想到，現在泡桐成了我們樂器產業很好的材料，成了綠色銀行，也變成了我們的特色產業。我們的堌陽鎮現在成了全國知名的樂器小鎮，是中國民族樂器的品牌生產基地。脫貧攻堅以前我們就有這個產業，脫貧攻堅期間，我們把樂器產業做得更大更強。在徐場村，家家戶戶都做樂器，做樂器的配套，比如琴弦、包布、碼子等。樂器這種產品，規模不一定大，但銷量都非常好，而且附加值很高。我們現在跟中央民族大學音樂學院也建立了校企聯合，把民族樂器的品牌進一步做大做強。過兩天我們也要舉辦農民音樂節了，配合著我們的農民豐收節，還有家居展銷會，把蘭考的特色產業好好向社會推廣。
蘭考發展產業，有鄉賢返鄉創業帶動，也有大學生創業帶動，現在我們搞的那種“科技小院”模式，是中國農業大學首創的，以研究生為主，零距離、零門檻、零時差、零費用地服務于農戶和生產組織，推進農業發展和鄉村振興的科技助農新模式。有一個河南農業大學畢業的學生，1992年出生的，他一直在家鄉搞小米種植，小米的品質非常好，現在已經擴展到其他鄉鎮。
當然，歸根結底，國家、省里、市里對蘭考的支持和幫助是力度最大的，也是最關鍵的，很多大開大合的做法取得了奇效。政策上，省里綜合試驗示范縣的文件出臺，就是對我們一個極大的支持。省直單位一些干部下來掛職起到了很大促進作用，掛職干部有一定的級別，一般都是副處級、正科級的，他們辦事有力度，給我們的幫助是相當大的。
脫貧攻堅是一場必須打贏打好的硬仗。我們黨的力量是世界上任何一個政黨無法比擬的。脫貧攻堅這場全方位、總動員、大火力覆蓋的立體戰爭，取得了全面的勝利。三年的時間，蘭考實現了對總書記的承諾，所有項目考核都達標。河南省委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蘭考完成了脫貧摘帽的任務。接下來我們就進入了鄉村振興這個階段。隨后，我就離開了扶貧辦。我用了差不多一年的時間，在蘭考的領導班子和同志們打下的良好基礎上，終于完成了階段性任務，心里特別舒坦。
《 學習時報 》（ 2025年05月09日 第 03 版 ）
口述人：張靜，女，2017年3月蘭考縣水利局派駐葡萄架鄉杜寨村任駐村工作隊隊長、第一書記。2019年3月任葡萄架鄉黨委委員。2021年5月任葡萄架鄉黨委委員、副鄉長。2023年9月任東壩頭鎮紀委書記。
訪談組：陳 思 王育哲
日期：2024年9月5日下午、6日上午
地點：蘭考縣經濟開發區管委會會議室
二、駐村干部的“蛻變”
懵懂下村
我是2017年3月份接替我們縣信訪局之前派出的老工作隊長李國眾同志，去杜寨村當駐村工作隊隊長、第一書記。當時我在水利局上班，最初我們局里開駐村動員會，我沒考慮去，也沒報名。結果局長找我，問我：“小張，你能不能去駐村？”我說：“我孩子還小，沒有怎么考慮啊。”他說：“你去吧，駐村有好處，能鍛煉提高，對將來進步有好處。”我問：“駐村具體干點啥？”領導說：“很簡單，就是幫村里做扶貧工作，每周在村里工作兩天，住三夜，其他時間可以回縣城。”我一聽，這也不難，那就去唄，反正在哪兒都是干活。
我剛到杜寨村，村支書李永建到大路邊接我，見第一面的時候，他就笑著說：“咦，來了一個女同志，你能干啥？”我聽到這句刺耳的話，就挺不高興，我說：“你當支書的咋這么說話！”
李永建領著我往村里走，我看到地里種著大片的“韭菜”，就問：“咋種這么多韭菜？這得包多少餃子？”李永建說：“你是個傻子吧？這是小麥。”我就不吭聲了。我從小在縣城長大，還是第一次見到早春的麥苗。
李永建領著我去住處，在以前的老村室，我把東西放下，他跟我說：“你叫張靜是吧？我跟你說個事。”我說：“咋了嘛。”他說：“這個老村室以前是個墳。”我說：“你嚇唬我干啥！”他說：“不是嚇人，是真的。現在先去我家吃飯吧，讓你嫂子炒倆菜。”到了李永建家，一起吃飯的還有村里一個包村干部麗芳姐，嫂子炒好菜端上來。李永建拿出了幾瓶啤酒，說：“跟你嫂子喝點酒吧，壯壯膽。”我說：“我沒啥可怕的，壯啥膽？”李永建就把啤酒倒到4個大瓷碗里，我心里想，我真得多喝點，一會兒倒頭就睡，就不害怕了。我把那一大碗酒咕咚咕咚一口氣就喝完了。李永建嚇了一跳，說：“你別再喝了，喝多了出問題我可擔待不起。”等到吃飽喝足，我就回到老村室休息，但是始終睡不著，外面風一吹，心里就一緊，有點兒啥動靜，我就感覺有東西進來了。然后我又想到，這個地下現在埋沒埋著死人？埋在哪個位置？是不是就在我床下？越想越睡不著，半夜就給我老公打電話，我說：“不行啊，我害怕。”我們聊了一會兒，他說：“我不掛電話，你睡吧。”那天晚上，我聽著電話里老公打呼嚕的聲音，迷迷糊糊一夜沒睡著。幾天之后，局里又安排了另一個女同志王變來當駐村隊員，我有了伴，晚上睡覺就不害怕了。
一開始，工作并不好開展，村里人不認識我們兩個，更談不上認可。我們兩個開展入戶調查，跟大娘說：我們是新來的工作隊，你家是啥情況？孩子在哪打工？有幾個小孩？在哪上學？一開始大娘還回答，說著說著，她好像想起了啥，臉色一變：“恁走！恁出去！”就把我們推出去了。我倆都傻了，我說：“干啥啊，大娘。”大娘把門一關，在里面喊：“把我們家打聽得這么詳細，你們肯定是人販子吧！”我垂頭喪氣，找李永建說這個事，他說：“哦，前兩天村里剛宣傳過防詐騙、防拐賣。”我說：“你們這宣傳還挺到位的。”
我們對村里特別不熟悉，走路都能摸丟。當時村里基礎設施差，全都是土路，沒有一條正兒八經的路，哪條看上去都差不多，而且還彎彎繞繞的，我倆去入戶，走著走著就摸不回來了，李永建一看表，都中午12點多了，倆人怎么還不回來？他就給我打電話。我說：“書記，我們找不到回去的路了。”李永建就開了手機的“共享實時位置”功能，按照地圖把我倆給找回來了。我說：“不好意思，我們丟人了。”他說：“你倆不算丟人，賣豆腐的來了也經常摸不出去。”
隨著入戶調查這樣的基礎性工作開展，我們跟老百姓都認識了。但沒有具體幫他們做點什么事，他們仍然不是很認可我們。而且，我發現局里領導當初說的“兩天三夜”是騙我的，每周周一到周五必須在村里，而周六周日是村里人最齊的時候，我們要用這個時間開展入戶調查，事情最多。這樣我就等于7天都拴在村里回不來了。我就給局長打電話：“局長，你咋能騙我呢？”局長說：“我這是善意的謊言，怕你有畏難情緒，錯過這么好的鍛煉機會！”我說：“局長，那我謝謝你啊。”
硬著頭皮去推銷
杜寨村的產業當時發展得已經有起色了，我的前任駐村隊長老李已經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引領杜寨村把蜜瓜種得很紅火。當時大棚已經有117個，產業規模挺大。我心情很放松，想著這個村已經有比較成熟的產業了，自己不用費太大力氣了。但我很快就發現，事情沒那么簡單：有大量瑣碎的工作要做，一放松立刻就會往下掉。我仔細整理了工作內容，初步定了自己接下來要解決的兩個問題：一是要讓貧困戶更多地參與到蜜瓜產業中來；二是要想辦法解決滯銷問題，突破那一年蜜瓜產業遇到的發展瓶頸。
在我來之前，杜寨村種了45棚省農科院引進的新品種“蜜玉瓜”，這批瓜當時已陸續成熟，但因為是新品種，市場上不大接受，大部分都沒賣出去，全都滯銷了，農民眼看就要面臨損失。我剛來兩個月就遇到這樣的困境，心里非常慌。于是我開始發動縣里面同事、朋友，給各個單位推銷。怎么推銷呢？我拉著瓜上門，給他們切好，請他們試吃，吃了如果感覺不錯的話，就請他們以兩塊錢一斤的價格訂購。一旦訂購了，我這邊立刻就安排老百姓摘瓜、稱重、包裝，找貨車把瓜拉到縣里送貨上門。拿到錢以后，我們再通過村里一筆一筆發給老百姓。
但要想拓寬銷路，僅靠同事和朋友的關系是遠遠不夠的，我們就硬著頭皮開展陌生拜訪，直接上門推銷。我們拉著瓜到各個機關、學校、企業等地方，先自我介紹：“我們是駐村工作隊的，想幫村里解決銷售難的問題，你看能不能請你們的同志來嘗嘗瓜，我們先切幾個，你們如果感覺好吃的話，就買一些，如果感覺不好吃，我們收拾了就走。”有的單位確實很忙，不接受推銷，或者確實沒興趣買，我們也沒辦法，就只能很尷尬地抱著瓜轉身出門，鼓起勇氣跑下一家。
就這樣，我們白天當推銷員，晚上送瓜。買家只要確定買了，我回到村里就連夜讓老百姓摘瓜，瓜摘下來以后就趕緊送，確保是最新鮮的。我夜里送瓜最晚的一次，一直送到凌晨。我引著貨車到目的地，看著他們卸完貨，都交接好，再回到村里天都快亮了。
我們用了大概半個多月的時間，馬不停蹄地忙這個事，把“蜜玉瓜”全都賣光了。賣完瓜，我挨個看那45個空蕩蕩的大棚。其實有啥好看的呢？我就是看著這些空大棚，心里可得勁了。通過這件事，我們得到了村里老百姓的認可。他們見到我們也有了笑臉，態度明顯變好了，慢慢我們就跟村里人打成一片了。
帶頭“打樣”
我們從滯銷的困境當中走出來，跟推銷過的這些客戶之間已經形成了很好的互動，瓜的銷路也打開了，我對未來比較有信心，所以開始考慮擴大產業。可又不得不考慮——種了更多的瓜，就要想盡辦法賣出去更多的瓜，一旦賣不出去，擴大產業后的風險老百姓哪能承擔得了呢？但我轉念一想，想脫貧致富，只能走這一條路。所以，別磨嘰，干就完了！
擴大產業的第一步，我考慮從品種多樣化入手。我們邀請了省農科院的常老師過來，對我們的產業進行分析。常老師說：“想干好啊，我給你們整點新品種！”他在村里開技術講座，對新品種怎么種做了一些普及。村里人聽了講座，但我看他們有點兒一知半解，積極性也不高。我就想著，還是得干起來，帶動更多人實踐，首先要在比較有經驗的種植戶當中開始推廣。我就找了一個技術好的叔，讓他先試。他本來都答應了，結果第二天又打退堂鼓了，來找我，說不想試了。我說：“叔啊，你哪能說話不算數？我還指望你給村里打個樣呢！”他說：“我對新品種沒把握，我要是賺了，比原來也多不了倆錢兒，但要是賠了，我這一季就全搭進去了。”
為了推廣新品種，我開會組織那些家里有勞動力的貧困戶，讓他們一入行就種植新品種，一季就翻身。結果，開會的效果不好，老百姓還是不認可。他們說：“張隊長，我們知道你是好心，想讓我們脫貧。可這個事肯定有風險。你說能賣，能掙錢，你咋不干？”話趕話說到這兒了，我頭腦一熱，當即表態：“我咋不能干？我干！”我馬上就包了兩個棚，開始種新品種。我還說服了兩個貧困戶，一個嬸，一個嫂子，讓她倆也干。我還給她們下了一個保證：“我種，你也種。你種好了，我肯定幫你賣出去。”她倆也同意了，一人包了一個大棚。
但是我很擔心：如果我種不好，在村里就很丟面子；如果兩個貧困戶種不好，白忙還賠錢。我都已經想好了：她們如果賠錢了，我個人就把她們的損失全都包了。常老師鼓勵我說：“丫頭，你要對自己有信心，你肯定能種好。有我在呢，我也能給你保駕護航。這次咱們不用育好的苗，用種子直接播種。”當時，育好的苗價格很貴，八九毛錢一株，但種子直播的成本就是三毛錢左右，便宜很多。生長周期僅差幾天，沒有影響。
從那開始，我每天在棚里勞動，在常老師指導下種了4個品種。這時我真正體會到了勞動人民的辛苦：大棚又潮濕，又悶熱，一進去就是一身汗。天熱的時候，棚里溫度能達到50多度，而且濕度特別高，進棚之前要先通風，否則人受不了。種子直播以后，村里的大爺、叔、哥、嫂子們經常去我棚里看，今天問：“咋樣了？”明天問：“發芽沒有？”我當時也非常焦急，這小苗怎么還不出？
小苗出來的時候我高興壞了！我對那一天的記憶特別深。那天，我們村里的種植大戶李偉紅問我：“張隊長，你的瓜咋樣了？”我說：“還沒出。”他說：“多少天了還沒出，別是死了吧！咱再去看看。”我說：“昨天晚上才去看的，沒出。”我倆到了棚里，都仔細地蹲在地上看。突然，他在那邊喊我：“張隊長，你來看，這好像是發芽了！”我跑過去一看，土里鉆出特別小的兩片葉芽，我高興得不得了。李偉紅出去就跟別人說：“張隊長的瓜發芽了！”好多人就跑到棚里來看。第二天、第三天，小芽陸續都發出來了，我興奮地在村里到處說：“種吧！能種成。我都能種成，你們怕啥？”
種子直播非常成功，直播長出來的苗因為沒經過移栽，長得更壯實。當然，一開始我也摸不到門路，常老師就抽空過來給我指點。我每天跟著大爺大娘嘮嗑，也彼此分享經驗。等到瓜成熟的時候，常老師說：“長得挺好！”新品種的瓜，批發價能賣到兩塊五到三塊錢，比其他品種多賣不少錢。兩個貧困戶，那個嬸和嫂子的瓜也都長得很好，也都掙了錢。她們經過這次，一舉就脫貧了，對種瓜也有了信心。現在幾年過去了，據我所知，她們現在都包了10多個大棚，已經致富了。
抱著蜜瓜闖北京
新品種試驗成功以后，我們村的蜜瓜產量大幅提高，這迫使我們繼續想辦法拓寬銷路。蘭考本地承載量很有限，我們必須開拓更大的市場。2017年9月，縣里組織去北京聯系業務，一個副縣長帶隊，領著幾個業務部門人員和我們幾個工作隊的人一起到北京新發地。我去之前就印了一些小卡片，到新發地發給那些經銷商，蜜瓜大王什么的。他們聽說是蘭考的蜜瓜，就感到很奇怪：“你們蘭考種啥蜜瓜？”“沒聽說過蘭考蜜瓜。”我說：“我們蘭考蜜瓜好著呢，咱們聯系方式互相留一下，回頭我可以給你寄過來，你嘗嘗。或者你有時間到我們那兒去看一看。”
北京是充分競爭的市場，對品質要求很高，蘭考蜜瓜到了北京，就要跟全國的產品PK了。不僅是價格，差異化也很重要。所有蜜瓜最大的競爭對手是新疆哈密瓜，我們與它的差異有三個方面。一是口感：蘭考蜜瓜不是齁甜，是那種脆甜；新疆哈密瓜是很甜，瓜肉很軟。所以我們能適應不同的口味。二是上市時間有一個時間差，新疆哈密瓜上市的第一季跟我們錯了一個月，第二季錯了20天，我們正好可以填補這個時間。第三就是成本和價格：蘭考蜜瓜價格不高，而且蘭考離北京更近，運輸成本更低。這些差異化很關鍵，新發地的蜜瓜經銷商當然一眼就看出來了。而且，那段時間，縣委書記也不遺余力地給蘭考蜜瓜做推薦，他走到哪兒，說到哪兒。他們有感興趣的，就直接跟我們聯系，我們把瓜寄過去。他們嘗了也確實不錯：脆甜，不是那種齁甜，好吃！于是就開始進我們的瓜，在市場上一賣，反映不錯，好銷！這樣就形成長期供應渠道。既然有賺錢效應，別的經銷商聽說了，也主動聯系我們。就這樣，我們在北京市場慢慢打開了局面，形成了長期穩定的供應，再后來就發展到供不應求。我們就繼續擴大規模。慢慢地，我們村的蜜瓜大棚發展到500多個。
我和貧困“釘子戶”
我最初的目標，是讓更多的貧困戶參與到蜜瓜種植產業當中來，這個目標基本實現了。蜜瓜供不應求，一干就掙錢，不用做太多工作，貧困戶都能主動參與，誰參與誰就能脫貧。但是，確實還有個別勞動能力很弱的、有殘疾的貧困戶干不了這個活兒。我們村里有一個貧困戶叫老毛，我去他家，想鼓勵他承包大棚種蜜瓜，可我跟他說話，他連看都不看我，吭都不吭一聲。我問村里人：“老毛不理我，怎么辦？”村里人說：“沒法辦，他是個石疙瘩！”老毛是智力有問題，但不是很嚴重，比健全人稍差一點兒。老毛的兒子是健全人，常年在外打工，從不回來，也不管老毛。老毛性格很孤僻，不說話，平時一分錢都不花。
一分錢不花是什么概念？比如家里燈泡壞了，他就天天摸黑，2塊錢的燈泡都不舍得買。鞋壞成啥樣了，他就那么穿著，不買新鞋，也不修鞋。我去他家里，看到屋里是極度的臟亂差。我說：“老毛，你能不能把屋里打掃一下！”他不理我，我就給他打掃，給他鋪床，給他洗衣服，我想干啥都隨便，就算把他那屋翻個底朝天，他也不理我。我看他平時吃的飯太差勁，他也不怎么會做飯，我就經常給他買點吃的。平時我們自己做飯，我就多做出來一碗給他端過去，他不理我，我把碗放下就走。過一會兒，我再過來收碗，一看碗里吃得干干凈凈。就這樣，我每天去他家里，給他整點這、整點那，突然有一天，老毛跟我說話了！“妮兒，謝謝恁！”我吃了一驚：“老毛，你會說話啊！”
沒過幾天，我們鄉黨委書記到我們村來，看望貧困戶，到了老毛家。老毛說：“書記，你來了。”后來書記見到我，高興地說：“張靜，你們村的老毛跟我說話了。他怎么突然就轉變了？”又過了幾天，我去找老毛，我說：“你去棚里干活兒，別人都是一個小時8塊錢，我給你10塊錢。”我把他領到大棚里，我說：“你就除草、整壟，你會干啥就干啥。”
老毛不僅會干，而且干得還可以。他不光除草，還幫我照顧大棚外種的紅薯。當時我跟群眾學，也是看見土地可親了，就在大棚外的邊角地種了點紅薯。老毛每天來給我的紅薯地翻秧，一開始我還不知道需要把紅薯秧子翻起來，但老毛他知道。他給我干活，我就每天悄悄地給他記個時間。到了結工資的時候，老毛卻說啥都不要，他說：“我不要你的錢！”我硬塞給他，他可倔了，又給我塞回來。老毛自己不要我的錢，他也不讓別人要。那幾天，我給幾位給我大棚干活兒的鄉親結工資，老毛在一邊看著，猛地站起來了，對他們喊：“你們不能要張隊長的錢！”給人家都嚇蒙了。人家說：“你干啥啊老毛。我們本來也沒想要。”他們站起來就走了。后來我挨家挨戶去給他們送錢，可是鄉親們說啥都不要。我非常感動，我覺得我們干部付出那么一點點，但老百姓對我們是真的好。過了一段時間，老毛把他的承包地租出去了，一共收入了2400多塊錢，他去村里把這些錢領回來，一把就塞到我懷里了。當時在場的村支書李永建、村干部朱鵬，還有好幾個村民都在旁邊看著。他們就驚嘆：“老毛一分錢都不花的人，竟然把這么多錢給你。”我說：“老毛，你干啥！”老毛說：“你花，就讓你花！”我說：“我不花，我有錢。”他說：“你拿著！”我好言相勸：“老毛，我不用錢，你存起來，等我用的時候，我一定跟你要，好不好？”就這么推了幾回合，老毛也不再堅持了，他說：“好，你一定得跟我要。”這時候，李永建就逗他說：“老毛啊，我沒錢了，你借給我50塊錢咋樣？”老毛一聲都不吭，把錢揣好，扭頭就走了，在場的人全都哄堂大笑。
4組有一個貧困戶叫張三，他也是智力有問題，40多歲了，跟他母親一塊住。他啥都不干，就整天躺在床上。他媽60多歲了，他媽去哪兒，他就跟著去哪兒。我到他家，跟他說：“張三，今天你去干活！”他不理我。之后我就每天到他家里去一趟，每天催他去干活。有一天，他突然爆發了，拿起一個盆就摔在我腳下，當時把我嚇得心噔噔跳。但我還是堅持去他家，經常跟他說話，在他家小板凳一坐就是一個小時，跟他聊天。我覺得他能聽懂，但他就是不理我，不吭聲。但有一次，我去他家，他竟然主動給我抓了一把花生。我說：“你今天咋理我了？為啥讓我吃東西？”他說：“恁是個好人。”我說：“你今天不拿盆砸我了？”他又說：“恁是個好人。”我看他有轉變，就安排他在村里掃地。后來幫助他們家申請了危房改造政府補貼3.4萬元，我又向單位協調了2萬塊錢，把他的房子給蓋起來了。我跟他說：“張三，我是因為你的轉變才決定幫助你，以后你還要繼續干活掙錢，你媽年紀大了，不能再讓你媽操勞了。”他點頭答應了。
還有一個貧困戶，男主人叫保健，30多歲。他身高一米四幾，干不了什么體力活兒，找不到工作。有一天，保健給我打電話。他說：“張隊長，你借我500塊錢中不中？”我說：“干啥？”他說：“孩子餓得直哭，我得給孩子買奶粉。”保健家當時困難到什么程度？沒有收入，沒有存款，屋里、院里，都像垃圾堆一樣。我最開始去他家，大白天的，大人小孩在床上躺一片，還有一個小孩不穿鞋，滿地跑。他父親當時腿上打著鋼釘，沒法干重活，母親精神有點問題，奶奶80多歲了，沒有勞動能力。他媳婦艷霞的智力不太正常，家里日子過得一貧如洗，保健兩口子還接二連三地生孩子。我駐村的時候，他們已經生了兩個，懷第三個了。我跟保健說：“你們不能光要孩子，得干活，掙錢，養活孩子。”我就安排他跟著村里人去大棚干活。不管是去瓜棚里干活兒，或者是村里有什么雜活，只要有活兒，就想著下來叫他。我還給他媳婦安排到村里的一個公益性崗位，掃掃地，弄弄衛生，每月能掙500多塊錢，家里日子能過得好一點。這樣，他們每天上班、下班，把勞動形成習慣了，保健的精神頭就好了很多。此后我每一次去他家，保健看見我第一件事就是掂起笤帚掃地，雖然是做樣子，但能看出來他家里的衛生確實比以前要好很多了。他家不久之后也達到了脫貧標準。
和村支書“八字不合”
這些貧困戶都有轉變，相繼脫貧了，產業也有了很大的發展，但是村支書李永建對我的態度卻沒啥太大轉變。村里人說我跟村支書可能屬相不合或者八字不合，我雖然不相信這種說法，但我們確實經常有矛盾、鬧別扭，有一天半夜下大雨，我們的好幾座大棚被淹了，我們倆參加完搶險、排水，回到村委會，在國旗下冒著大雨又吵了一架。李永建說：“你作為水利局的工作隊，你來駐村，下雨還能把大棚給淹了！”我說：“大棚排水不行，你怪我干啥！”李永建說：“你就應該聯系你們水利局，給我們修下水道。我認為你工作做得不到位！”我當時可委屈了，我說：“你看看我，天天在村里沒白天沒黑夜地干，下雨我們搶排水就排到夜里將近1點，好不容易把水排完了，大家都回家睡覺了，你不回家睡覺，在院里跟我吵。有沒有你這么過分的！”我回到宿舍就哭了，心里難受得不行，怎么也睡不著，我就給我們局長發信息：“局長，我們駐村工作隊也是想給村里干點實事，也想讓村里看見實實在在的變化。但是我們個人的力量是非常小的，我想通過咱們單位，能不能支持村里干點什么事？”那天晚上，我想得也比較多，發了好長一條信息。后來感覺有點后悔，可是撤不回來了。局長當時沒回，應該早就睡覺了。第二天早上8點多，我一看手機，局長已在6點多回了信息：“好，我今天去看看。”我一愣，外面就有人喊我：“張隊長，你們局長來了！”
當天，我和李永建陪著我們局長在村里考察了一番，大體上定了水利設施怎么搞、怎么設計。很快，局里出了錢，出了技術人員，買了管子，把大棚的排水設施鋪設好了，后來又修了一座橋，把被一道大溝阻斷的2組和3組連接了起來。李永建高興得嘴都快咧到耳朵根兒了，他說：“這個橋要起名字啊。”我說：“起啥名？”他說：“就叫張靜橋吧！”我說：“你可真能惡心人！”后來這個橋起名叫“幸福橋”，寄托了我們對鄉親們最美好的祝愿。
2018年，當時的省委書記到杜寨村和我們開座談會。他問了我一個問題：“張靜，如果你給李永建打分，你打多少分？”我當時愣了一下，我想，給他打多少分合適呢？雖然我們經常意見不合，有矛盾，但他在村里面干的活真不少。我想了想，說：“打90分。”省委書記說：“為啥打90分？那10分扣在哪里了？”我還沒回答，李永建就搶著說：“因為我倆吵過架！張隊長這是給我留了10分的進步空間啊！”此話一出，會議室的人都笑了。
我成了“俺村隊長”
其實我駐村這幾年，包括李永建在內的很多人，都是“鞭策”我成長的貴人。這幾年我成長了不少，變化很大。我在縣城出生長大，不了解農村，不了解農民，更不熟悉農村工作。剛下村的時候，晚上我怕得睡不著覺；后來晚上我在村里走夜路，大步流星地走，一點都不害怕。剛開始我連韭菜和麥苗都分不清楚；后來我種蜜瓜、種辣椒、種黃瓜、種紅薯，還種過羊肚菌，啥都可以試一試。最早到村里，我不敢跟人家打招呼，感覺張不開嘴；后來到誰家都不見外，跟人家聊著天，幫人家剝著花生，感覺可親切了，可放松了。因為我們長期在村里住，村里人有啥事兒都不找村干部了，直接找我們工作隊，這樣也提升了我們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前我在水利局工作，根本接觸不到多少人，也沒有經歷過多少事，處理不了復雜的事情；現在跟群眾打交道多了，處理一些復雜事情有了較強的應變能力。以前在水利局，如果有群眾去找我們反映問題，我都是往后退，往一邊躲；現在我在東壩頭鎮工作，鄉親有事，急赤白臉地來找我們，我直接就上前了，我說：“大娘，你有啥事，別著急，我能幫你解決不？”膽量比以前大得多，擔當意識也上來了，不怕問題了，也能解決問題了。以前在單位的時候，我是小孩脾氣，一有點兒啥事就容易炸，沉不住氣；后來駐村，天天跟鄉親們在一起，有的老百姓不認可你啊，也不跟你講理，有些明明是他沒理的事，我還要哄著他，一次還哄不好呢，還得變著法兒多哄幾次。后來我就想：別覺得人家無理取鬧，以前我好像也是這樣的！慢慢地，我把自己的脾氣磨沒了，能非常心平氣和地跟鄉親們討論一些問題，能夠非常耐心地處理每一件事情了，也能更加換位思考，最終朝著解決問題的方向努力。村里人都把我當成了自家人，提起我，都說“俺村張靜”“俺村隊長”。總之，我通過駐村這幾年變得成熟了，這是我一生中成長最快的幾年。
我駐村這幾年，家人對我的支持也特別重要。我是把村里當成家了，到了周末，都是家人到村里來看我。我連續4個生日都在村里過的，老公帶著孩子買個蛋糕到村里來，村干部、村民和我家人一起給我過生日，我每次都很感動。我愛人是個特別好的人，我長期不回家，但他從來不怪我，他就是可憐我。他說：“我看你干那么多活兒，太累了，我可憐你！”我說：“你別可憐我，我在村里可得勁兒了。”村里嫂子問我：“你天天不回家，你倆不生氣？”我說：“我倆能相互理解，不但不生氣，反而關系更好了。”每次試驗出來新品種的瓜，我就拿回家，很自豪，很有成就感，我愛人就很高興地拿去讓他爸媽品嘗。我愛人經常帶著孩子來村里看我，孩子每次到農村都有一種觸動的感覺，他喜歡鄉土，喜歡農民，熱愛勞動，這對孩子的教育也很好。
可是，我媽對我下鄉特別不理解，意見還很大，她有種傳統思想，覺得我作為一個女同志，就應該照顧家里，照顧孩子，相夫教子，不應該自己跑到農村去，一住就是幾年。我多次請她來村里看我，她都賭氣不來。后來我到縣城去接我媽，一路上，我跟她講我在村里做的事，幫助多少老百姓脫貧，可她還是悶悶不樂。直到我領著她爬到一個房頂，那個位置能看到村外幾百座大棚，一望無際，非常壯觀。我說：“媽，你看，這就是我的成就，這是我打下的‘江山’！”我媽當時就流淚了，她說：“我閨女以前啥都不會，現在啥都會干了，真是長大了。”
前一段時間，李永建跟我說，老毛去世了。我心里特別難受，找個沒人的地方哭了一場。我感覺我幫扶的貧困戶，因為長時間朝夕相處，就像自己的親人一樣。
《 學習時報 》（ 2025年05月12日 第 03 版 ）
口述人：岳建河，2007年1月——2013年2月任蘭考縣葡萄架鄉鄉長。2013年2月——2018年8月任葡萄架鄉黨委書記。2018年8月——2019年12月，在蘭考縣儀封園藝場任負責人，而后任蘭考縣人民政府四級調研員。
訪談組：陳思
日期：2024年9月5日下午、6日上午
地點：蘭考縣經濟開發區管委會會議室
三、趙垛樓的“干勁”
大年初一進村“拜年”
我在基層工作多年，以我來看，貧困的原因一是地區發展不行，偏、遠、落后、沒有產業，這個地方本來就窮。二是貧困戶自身的問題，這個原因就多種多樣了：因為家里有病人，又缺乏醫療保障，看病把錢花光了，這種比較常見；還有一個原因是懶，這個懶也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比如他有幾個姐，就他是個男孩，從小父母溺愛，就給他養成懶惰的習慣，長大以后，他失去依靠了，懶惰致貧，這種人他解決溫飽可能沒問題，但是沒有積蓄，家里一旦遇見點事兒，就麻煩了；還有比如定個媒，出個彩禮錢，家里一下就掏空了，一貧如洗；再比如不懂做生意還非要盲目干，賠錢了。這些都會造成家里貧困。
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咱們國家也扶貧，但是政府各級部門的重點是救急，不是救窮。怎么說救急呢？就是各級部門去給貧困戶幫扶，給他點錢。考核的時候他就過關了，脫貧了。這叫救急，救不了窮，這不是科學的方法。這種貧困戶他是一個長期的貧窮問題，你短期支持他那么一下，他把錢花完了還會窮，因為他窮根沒去！這些戶就像得了大病以后可以正常走路的人，但是遇見坎又會摔跤，甚至比以前摔得還更厲害。
所以黨委政府真正要做的，是引導貧困戶用勞動、用發展產業去脫貧致富，形成穩定的收入。
2013年，我當葡萄架鄉黨委書記以后，大年初一我就去了趙垛樓村。我事先也沒打招呼，直接一竿子杵到村支書家里了。村支書見到我嚇了一跳：“岳書記，你來給我拜年，咋不拎東西？”我說：“拜啥年！我今兒個來，恁那村最窮的10個戶，給我點出來，我去看看。”我掂個本，開始入戶走訪。結果我一走下來，最窮的10個戶，家里真是不像那回事，真是窮得很！
你要說吃不飽穿不暖，那倒也不至于。餃子他們也能吃上，但是那個生活質量太差，說個不好聽的話，那屋里的環境忒臟亂，根本沒法住。其中有一戶那個床上亂糟糟，我一掀那個被窩，一股味兒就頂上來了。小孩的頭發臟得都搟氈了，臉黑乎乎的，不知多少天沒洗過。有的人家，連院里都是臭烘烘的。還有一戶，家里四個小孩，穿的衣服又臟又破，屋里全都是垃圾，我一看他家的“年夜飯”，黑乎乎的，也不知道燉的是什么。
趙垛樓的“干勁”哪去了
大年初一是舉國歡聚的日子。我跑過這10戶以后，心里難受得不行。我給這10戶老百姓召集到村室里頭，和班子成員一起給他們開會。我就實打實地問：“這10戶里頭，吃低保是幾個？具體都是因為啥貧困？”村里查了查，有的是家里5口人，吃低保吃了一口；有的是家里4口人，吃低保吃了一口；有的是家里人有病，有的是有殘疾。我中午跟他們吃了飯，下午我召集村里的黨員，和這些貧困戶一起又開了個會。我說：“1963年，焦裕祿老書記給咱趙垛樓發過紅旗，叫啥紅旗？”村干部回答：“趙垛樓的干勁兒。”我說：“趙垛樓的干勁兒，我從小聽到大，你們也從小聽到大，你看現在咱這趙垛樓的干勁兒哪去了？趙垛樓存在的這些問題，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在那說，村干部和黨員坐在那聽，蔫頭耷腦，士氣都很低落，一點精氣神兒都沒有。我就給他們說：“村里這最窮的10個戶，按照規定每戶有多少口人需要吃低保，先整一個方案。”村支書說：“中。我這兩天就弄好。”我說：“不中，今天就要弄好。我在這兒看著你弄。”接下來，他們現場就制定方案。我在旁邊坐著，拿出手機給民政所所長打電話，叫他來趙垛樓村。當天就給這10戶的手續辦完。
我給這10戶人家說：“低保辦齊了，你們也有任務——家里衛生要打掃好。大年下的，你們把日子過成這樣。忒煞氣！”我讓他們明天用一天的時間打掃衛生，大年初三評比一次。誰干得好，我給他個洗臉盆，給三條毛巾；干得差一點的，給一個洗臉盆，給兩條毛巾；干得最孬的，給一個盆，一條毛巾。
大年初三，一早我就去了，看到每一戶都打掃得還不錯，都給了獎品。大年初五，俺鄉里都上班了，我又領著鄉黨委班子成員到趙垛樓村，分析整體情況。這個村里也沒有啥產業，就是靠種個小麥，種個玉米。大家就開會，找思路，發展什么產業，以后怎么干。還有，我們要弄村里的人居環境整治，這比老百姓家里的衛生整治難度大很多。但是整治好了，就是能造福幾十年的事。
趙垛樓村有個大坑，這個大坑是誰的呢？始終是一筆糊涂賬，張三說是張三家的，李四說是李四家的，因為年代久遠，村里一直也沒有明確，因為有爭議，誰也沒法把坑填起來，把這塊地利用上。我發現，凡是住在大坑旁邊的人家，身體都不好，偏癱、腦血栓，各種病都有。這是怎么回事？因為這個坑位于村里地勢比較低的地方，夏天一下大雨，整個村里的水都往那個地方流，坑里的積水一存就是幾個月，最后都變成污水，散發臭氣，又污染空氣，又污染地下水。老百姓院里的井打上來的水都不達標。
我就把趙垛樓的老百姓都叫過去，開了會，做老百姓的工作。我說：“這個大坑我也不知道是誰家的，沒法給你們斷這個官司。與其在這兒撂著，再放幾百年它也是這樣，倒不如把它填了。”老百姓說：“放著就放著唄，沒事你弄它干啥咧。”我說：“不弄？這個大坑在這兒，風水可不好。”有的人就說：“咳！岳書記，你這說啥呢，你是共產黨的干部，你咋能信風水。”
我說：“俺說的風水就是風和水。這個坑是你村最洼的地方，對吧？大坑臭不臭？一刮風臭味都吹到屋里；那水臟不臟？你那旁邊幾戶打上來的水都是渾的。住在大坑旁邊的，你們挨個數一下，哪家沒有病人？恁看看，風水就是不好！”老百姓一聽，怔了一下，下邊開始議論紛紛：“那可不就是，那幾家就是有病的多。”我說：“咱把大坑填上，你這村里也沒錢，鄉里可以資助恁，蓋成一個村室，擱個衛生所，弄罷以后再修個下水道。但是填大坑的活兒，得恁村自己干，黨員干部先帶頭，你干多少也不給工錢；老百姓也干，該多少工錢給多少工錢。填好以后，鄉里就撥款蓋房。咱們這塊地方以后都干干凈凈的，恁說中不中？”
村里人就都同意了。開始填大坑的時候，黨員干部帶頭干，老百姓，特別是那些貧困戶，干得也特別積極，多拉快跑。正月十五之前，年還沒過完，大坑就已經填得平平整整。后來我去看，不僅大坑填好了，旁邊幾棟破圍墻、私搭亂建的小倉房也拆除干凈了，給建設村室預留出一個好的環境。
被迫“一刀切”
我把整個葡萄架鄉的20個行政村全部都走了一遍，每一戶人家都查得清清楚楚，每個村的貧困人員我都能點出來。當時班子成員11個，每個人都包了村。我要求他們也要不停地走訪調查。
這樣走過來一遍，我開了全鄉大會，根據國家要求，把貧困戶的標準、低保戶的標準梳理明確傳達下去，把全鄉所有注冊的吃低保的全部推倒重來了。我在大會上說：“看了趙垛樓那些個貧困戶，我很有感觸。家里都窮成啥樣了，都沒吃上低保；都讓恁這些村干部的親戚吃完了！以后我就定個規矩：村‘兩委’班子所有成員的近親不準進低保戶，不準吃低保，危房改造都不能享受！”
馬上就有干部批評我“一刀切”。我說：“我就要切，這種亂象，俺先下刀再說！”老百姓也有好多反彈，總有人上鄉里找我，去我家找我。但我一直堅持。結果呢，國務院扶貧辦領導、省委領導、縣委領導一起上趙垛樓村調研，有人就來給我“扎針”了。這個村的會計，他哥家的小孩是個殘疾，21歲了，因為小時候得了小兒麻痹癥，嘴又歪眼又斜。我當時正給領導們匯報工作呢，會計他哥就把小孩用輪椅推到村委了。推出來以后，他也不吭，往屋里一站，站了幾分鐘。領導看到他了，我還是繼續匯報，匯報完以后，他推著小孩想走。我說：“你先別走，你既然把小孩推來了，你肯定是有事。各級領導都在這，你就跟領導說！”
會計他哥說：“岳書記，像我這種情況，小孩這樣，該吃低保吧？貧困戶該給俺吧？”我說：“不能給恁！”他說：“因為啥不給俺。”我說：“因為啥？我成天在村里轉，村里所有戶的情況我都一清二楚。第一，恁弟弟是村里的會計。我定的規矩：村‘兩委’班子成員的近親戚，任何人都不能吃低保。第二，你家里樓兩層，房8間。你再看看你的收入，沒達到吃低保的標準。如果我把趙垛樓的老百姓都叫過來，在場的各位領導都看著，我不吭，就叫大家說，你該評上嗎？”他也不說話，推著孩子就走。我說：“你不能走，你今個把孩子推過來了，你不給我好好說說你就走啊？”
國務院扶貧辦和省里的領導對這個事沒說啥，因為人家不了解具體情況，但后來他們對整體情況還是很滿意。這個事只是一個小插曲，但是這個事是建立在我們葡萄架鄉黨委班子對8000多戶3萬多口人的了解之上，如果不了解每一戶的情況，像這種推著孩子來了，如果我都不知道他家怎么回事，我怎么應對呢？在領導面前當場就出丑了。
有一次，當時的省委書記到我們葡萄架鄉來調研，從早上八點半開始走訪。走訪之前，省委書記問我：“你的貧困戶你都了解不了解？”我說：“了解！”“家里啥情況你知道不知道？”“知道！”他說：“我可以隨便點吧？”“您點吧！”省委書記第一站就點了俺們一個合作社，搞了調研，了解了具體情況，無論問到什么，我都能回答得清清楚楚。
合作社脫貧的主體是當地的老百姓。實際上，說個不好聽的話，我們鄉凡是目前在家住的老百姓，大多是沒多大本事的，有點本事都出去了，本事大一點的都在大城市，有一點本事的都在縣城，幾乎都很少在家住。凡是在家住的，大多都是收入不高的。親戚朋友之間存在勢利眼，但咱們跟老百姓不能勢利眼，你有沒有本事，我都得好好跟你處，你沒本事，我更得多幫你。怎么幫？這就涉及怎么讓他們增加收入。當然通常就是外出打工，只要有那么一點技能，或者勞動能力，外出打工的基本能保證家里的基本收入。重點就是那些沒技能的，勞動力也比較弱的，不能外出打工，那就是讓他在家把這個地種好的基礎上，再幫助他發展產業。我們發展蜜瓜產業、黃桃產業，經過幾年的發展都不錯，有效給農民增收了。
另外我還給省委書記匯報了，我們在縣里的支持下，在當地做板材加工。板材加工屬于勞動密集型產業，是很有針對性的，安置在鄉鎮，就在老百姓家門口，能有效增加就業，而且效果很好，老百姓地里的活兒還沒耽誤。比如他種個蜜瓜、種個黃桃，種好了一畝地能掙5000塊錢。同時他還能去工廠干活兒，得兩份收入，這不僅一下就脫貧了，而且生活得很好。但是板材廠到底是不是把我們安排的貧困戶都吸納進去了，這需要我們不定期地核實、督促，不僅督促廠家，還要把原來咱們定好的貧困戶給安排好，不斷督促他：“不能三天打魚兩天曬網，干一個工作，恁就兢兢業業干好。”
省委書記詳細了解了具體情況，了解了我們貫徹落實的情況，聽了我匯報的工作思路，緊接著又到何莊村去看，他讓村里把貧困戶名單交給他，他就開始點，點到哪戶，我就陪著他去哪戶看，一共去了4戶，每一戶的衛生面貌、必要的生活用品、生活物資儲備、就業情況、政策落實情況都達到標準了，貧困戶對村“兩委”和鄉里的干部也都滿意。那天的調研從早上八點半一直到中午十二點半。
我們的各項富民產業開展得好，也得到了國務院扶貧辦領導的認可。當時一個姓洪的副主任看了蘭考的很多地方，到葡萄架鄉的時候看了何莊村，村里的產業發展很好，環境衛生也很好，老百姓對當地的村“兩委”班子、鄉干部的滿意度也很高。洪副主任和我們一起開會，中午還擱那吃了頓飯。中午我們一人弄個燒餅，弄一碗羊湯。后來洪副主任幾次擱大會上表揚我們蘭考。
一個一個“拔窮根”
勞動密集型產業能把俺們鄉鎮大部分貧困人口給覆蓋了，增加他們的就業和收入。但那些自身條件限制、懶惰的、就業意愿不強的貧困戶，我們也不可能強迫他們勞動，只能用引導、督促的方式，靠說服、教育，反復做工作。
何莊村有個殘疾人，雙腿殘疾，安了假肢，拄拐行走，雖然有幾畝地，但他幾乎沒有什么勞動能力。他啥也不想了，整個人就頹廢了，打算躺在家吃低保吃到死。村干部找過他多少次，沒用。他說：“我都這樣了，還能有什么辦法。”這咋弄啊？我就找到他談了一番，了解到他有修鞋的手藝。我說：“你把這營生再撿起來行不行？”他說：“我都多少年不干了，現在的人還修鞋嗎？”我說：“現在人也修鞋啊，挺好的皮鞋，壞了，花十幾塊錢修好，且比買一雙新的省錢。”他想了想，說：“中。我閑著也是閑著，那我再試試。”他又把修鞋的手藝撿起來，果然還有生意，一天少則掙個幾十塊錢，多則掙上百塊錢。他單靠修鞋就能維持生活了，再加上低保，生活有了挺大的改善。
趙垛樓有個光棍漢，40歲左右，身體健康，就是因為懶，窮得昏天黑地的。他父母早就沒了，他也不種地，媳婦也娶不上。我找他談了多少次，反復給他講道理，我說：“恁還算年輕，身強力壯的，打算這輩子就這么混了？”他說：“我娶不上媳婦了。自己湊合活著吧。”我說：“多俊的大閨女你就別想了，但恁只要沒有太高的要求，還是可以娶上媳婦的。”他聽到這兒，眼睛亮了一下。但馬上又把腦袋耷拉下來，說：“那我也娶不上。”我說：“能娶上。隔壁村那個邋里邋遢的老漢，70多歲，還說上媳婦了，老兩口過得挺好。你把家里收拾干凈，每天干活掙錢，娶媳婦也不是沒可能！”他聽到這個，好像勁頭上來了，他說：“中，我好好過日子。”我說：“咱不是說完就完事了，恁得給我落實。”他說：“啥叫落實？”我說：“就是說話得算數——我是鄉黨委書記你知道吧。”他說：“我知道。”我說：“我跟你保證，你需要什么支持，我都給你爭取。工作我也可以幫你找。恁說中不中？”他說：“中。”我說：“那恁也表個態，你能干啥，準備干點啥。”他說：“我沒技術，但我有力氣，可以給人家掂泥兜（扛水泥袋），人家給我30塊錢也行，50塊錢也行。”我說：“中，我給你聯系活兒，聯系上了你就去干。”
有個貧困戶，男的，50多歲，實在是啥也不會，種地也種不好，又干不了體力活兒。我說：“實在不行，你就去收破爛吧，就在附近的村里收。收破爛可能掙錢了。”他答應了。我就琢磨著從什么途徑給他弄個交通工具，結果他自己弄了個舊的農用小三輪，開著車收破爛，什么廢品都收，連撿帶收。他還挺喜歡干這個活兒，一天忙忙叨叨的，收入挺好。
趙垛樓村爭取到了省委組織部的一個項目，給了160萬元，建了100多個大棚，種蜜瓜。村里面的集體經濟發展挺好，駐村工作隊隊長張靜組織貧困戶包棚，包這個棚一年得交1000塊錢，但是貧困戶沒錢，咋弄啊？村里有個女的，30多歲，生了4個小孩都有病，最小的那個小妮兒是先天性心臟病，跑大城市看病花了好多錢，家里弄得一貧如洗。她丈夫長期在外地打工，這個女的成天在家憋著，地里活兒也不干，全在那撂荒，家里活兒也不干，弄得亂七八糟。最要命的是，她在家里不做飯，餓了就到村里小超市買吃的。她也沒錢，都是賒賬——買幾根火腿腸、方便面、掛面，全都記賬上。她丈夫春節回來，拿掙了一年的錢先還賬，還完賬就剩不下幾個錢了。俺就找她談，讓她把自己家地種好，把家里家務干好，搞好衛生，每天做飯給孩子吃，再承包兩個蜜瓜棚。她說：“俺不干！”我說：“你不干我就開大會，讓親戚朋友大家都來說說你。你嫁到這個家，是怎么當這個家的媳婦的？你丈夫一年到頭在外邊累死累活，你在家憑什么啥也不干！”她說：“恁管俺咧！恁是鄉書記就能管俺家的事了？恁開大會就開大會，俺就不干！”我就火了，我說：“恁這個人真是差勁！一年到頭不掙錢，還禍害好多錢，你四妮兒沒錢怎么看病？你孩子是恁親生的不是？”我聲音有點兒大，吵得她家空蕩蕩的房子都有了回音。她家四妮兒就跑出來看。她把孩子拽過來，摟在懷里，掉眼淚了。我一看，已經觸動她了，也別再多說了。我說：“兩個棚村里都給你安排好了！下午我叫支書來找你，你就抓緊辦手續。”說完，我沒等她回答，就站起來走了。她因為長期不勞動，一開始干活兒也不積極。我們駐村工作隊就每天督促她，天天逼著她干，不干不中，讓她養成良好的習慣。那兩個棚，每個大概占地一畝，每年能種兩茬蜜瓜，還能種一茬蔬菜。這一年就能弄個2萬塊錢。她自己家那幾畝地，種小麥和玉米可以滿足口糧，還有余糧。這樣口糧和蔬菜她大半年能自己生產，就不用成天去小賣部賒賬了，丈夫年底拿回來的幾萬塊錢能存下一多半。她后期也確實好好干了，很順利就脫貧了。后來她帶小孩去上海，找了個好大夫，花幾萬塊錢給孩子做了個手術，把心臟病徹底治好了。這幾萬塊錢，醫療保險給報了一部分。
后來，我們把這些因為自身條件限制、沒思路、懶惰等情況的貧困人員統計起來，每個月抽出一天晚上在村里開大會。開會弄啥？就在他們中間評比，讓他們站出來匯報，說說這一個月掙了多少錢、干了多少活、計劃啥時候能脫貧。他們說完了，干部群眾都給他們鼓掌，表揚他們：“恁真中！”他們本來都是生活在角落里的人，很邊緣，現在把他們推到亮堂的地方，讓大家尊重他們，認可他們，建立他們的自信，讓他們對勞動更有積極性。
那些沒有勞動能力的，或者因為種種原因確實邁不過這道坎兒的，就需要直接給他落實政府兜底幫扶政策。
董莊村有一個貧困戶，我第一次去他家是割麥前的一天。男主人有兩個女兒，一個兒子，還有個老爹，80多歲了。我跟村支書上他家去了，一進他家院子，就看見他爹穿個襖，萎在院里一個土堆上，我們進去了，老漢看了我們一眼，我們跟老漢打招呼，他無精打采地答應一聲。屋里有個男孩，還有一個女孩。兩個孩子跑出來，站在那兒看著我們。村支書跟我介紹說：“這個男孩上三年級，姑娘在我們蘭考縣初中，該考高中了。還有個大妮兒沒擱家。”村支書又對他們說：“妮兒，我給你介紹一下，這是咱們鄉的岳書記。”姑娘說：“岳書記好，俺是共青團員。”我就問那個姑娘：“你好啊，恁爸跟恁媽在哪了？”姑娘說：“俺媽得癌癥了，俺爸帶俺媽化療去了。”說著，這個女孩嘴一扁，眼淚就要往下流。我說：“姑娘你別著急，叔叔問你，你姐姐呢？”她說：“俺姐剛考上河南大學，在鄭州念大一呢。”我問她：“恁家幾口人？吃了幾口低保？”姑娘說：“俺家6口人，吃了一口低保。”我就問支書：“他家這么困難，咋只給辦一口？”支書說：“恁不是擱大會上說啦，村‘兩委’班子的近親戚任何人不能辦。這個老頭兒是我的舅唉，我不敢給他辦，這一口還得想法不叫你知道，這又叫你查出來了。”我一聽，心里“咯噔”一下，眼淚差點掉下來。我對支書說：“咱先回去吧。”
回來我就反思：這種情況應不應該給他家辦呀？那肯定應該給辦。我就趕緊把他家的低保都給辦齊了，6口人都吃上了低保。8月份，我又上他家去，夫妻倆還是沒擱家，在外面看病。孩子們都放暑假在家，小女兒已經考到蘭考一高，需要學費大概5000塊錢。大女兒上大學也需要學費，也需要幾千塊錢。回來我就跟鄉里研究，資助他家，給兩個姑娘解決了學費。等到冬天，我再去他家的時候，夫婦倆還是沒在家。小女兒在家，我對她說：“叔叔來看看你家生活情況咋樣了，還缺不缺錢。”小姑娘說：“叔，我們家不需要錢了。我現在一放學，就到飯店給人家刷碗，刷完碗，人家還管我飯。有時候刷的碗少，就給我10塊錢，有時候刷得多，就給20、30、40。有一次店里忙，我幫著干了好多其他活兒，人家給我100。我現在錢夠用了，不要鄉里的錢了。”我和支書一聽，心里特別高興。這個小妮咋這么好！
又過了三年，小妮考上大學了，大妮考上研究生了。她們的媽媽癌癥沒治好，去世了。男的本來是個包工頭，不用帶著媳婦到處看病了，就回來繼續干，這家就脫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