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社會科學是人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動歷史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加快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是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重要任務之一，是以中國式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基礎性工作。新時代新征程上，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的任務十分緊迫，需要掌握和運用科學的方法論加快推進。

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指導思想

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要堅持“兩個結合”，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充分運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成果，深入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蘊含的豐富智慧，廣泛吸收借鑒世界哲學社會科學成果。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是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區別于其他哲學社會科學的根本標志，必須旗幟鮮明加以堅持。”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是以馬克思主義傳入我國為起點的，是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過程中發展起來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21世紀馬克思主義。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是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必然要求。推進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體系化學理化研究闡釋，重點要系統總結其解決當今中國實際問題取得的規律性認識，包括科學理念、概念、范疇和邏輯體系等，挖掘其蘊含的道理、學理、哲理，形成各學科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理論基礎或重要內容。

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必須運用好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最新成果及其文化形態資源。這是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主體內容，是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發展的最大增量。

百余年來，中國共產黨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創立了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形成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創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其中蘊含的立場觀點方法是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必須堅持的基本原則，其豐富內容包括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體系、制度，我國經濟、政治、法律、文化、社會、生態、外交、國防、黨建等領域形成的哲學社會科學思想和成果，是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的主體內容。

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必須深入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蘊含的豐富智慧資源。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綿延幾千年的中華文化，是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成長發展的深厚基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中華文明的智慧結晶，在幾千年的中華文明發展史中不僅形成了包羅萬象、思想深邃的學術流派，也產生了汗牛充棟、浩如煙海的典籍文獻。我們要充分挖掘和運用其中蘊含的深厚潛力，特別是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思想中提煉現代理念，轉化為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思想資源，例如天下為公、民為邦本、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賢、天人合一、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等。

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必須廣泛吸收借鑒世界哲學社會科學成果。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對人類創造的有益的理論觀點和學術成果，我們應該吸收借鑒”。要屹立于世界學術之林，首先應當站在世界學術研究的前沿，廣泛吸取國外哲學社會科學優秀研究成果。這是與國外學術界平等交流的前提和基礎，也是避免學術發展走彎路的必要手段。但是，要堅持“以我為主”，一方面，要從中國問題、中國實際出發，有針對性地學習、借鑒；另一方面，要注重避免“拿來主義”，要批判性地對國外社會科學概念、理論、方法進行改造，使其中國化和本土化。

立足中國本土實踐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

理論來源于實踐，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要立足中華民族偉大歷史實踐和當代實踐，用中國道理總結好中國經驗，把中國經驗提升為中國理論。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只有以我國實際為研究起點，提出具有主體性、原創性的理論觀點，構建具有自身特質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我國哲學社會科學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優勢。”這一重要論斷為我們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提供重要方法論指引。

從中國本土實踐出發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要系統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實踐經驗，特別是我國40多年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踐經驗，深入分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先進文化、和諧社會、生態文明以及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等領域的創新性實踐，從中總結提煉中國哲學社會科學概念、范疇和理論體系。

立足中國本土實踐，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必須堅持問題導向，從我國實際出發，以新時代新征程上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在中國式現代化實踐中挖掘新材料、發現新問題、提出新觀點、構建新理論，研究黨中央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提煉出有學理性的原創性新理論。如從全過程人民民主實踐中總結區別于西方民主理論的中國民主理論；從中國外交實踐中，立足全人類共同價值、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構中國國際關系學；從生態文明建設實踐中總結建構中國自己的生態學理論；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實踐中建構中國自己的文化理論；從全面依法治國實踐中構建彰顯社會主義法治特點的中國法學；從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實踐中建構中國民族理論；從全面從嚴治黨實踐中建構以黨的自我革命理論為標識的黨建理論；從監察實踐中建構中國監察理論體系；從系統推進我國宗教中國化的實踐中建構中國馬克思主義宗教學；立足“六個必須堅持”和“七大思維”，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歷史觀、價值觀、認識論和辯證法，等等。

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的主要路徑

新時代新征程，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必須加強黨的領導，加強頂層設計，統籌推進，重點突破。

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需要以系統觀念優化頂層設計，加強有組織科研。建議在國家層面以重大專項工程為抓手，籌劃制定短期、中期規劃等。依托國家社科基金與自然科學基金的協同機制，在學科建設、項目評審、成果評獎等方面向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傾斜。定期追蹤學術成果的政策轉化率、國際引用率及術語互譯情況，據此動態調整研究重點與資源投入比重。組織和協調黨校系統、社科院系統、高校系統等科研機構，整合優勢力量，協同開展專項研究。選取實踐經驗豐厚、理論創新成果豐碩、建設相對成熟的學科，如馬克思主義哲學、經濟學、政治學、法學、社會學、民族學、新聞傳播學、中華文明史等重點推進，形成“雁陣式”學科協同發展計劃，依托有學科優勢的重點科研機構和高校，深入開展相應學術體系研究，取得突破性進展，示范帶動其他領域自主學術體系構建。

加強跨學科研究。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中的很多問題，不是單個學科所能解釋和解決的。聚焦“中西現代化比較”“新技術革命與文明轉型”“人工智能時代的倫理重構”等戰略議題，整合哲學、社會學、人工智能、環境科學等多學科團隊，組織成立跨學科研究團隊，打破學科壁壘，開展跨學科多元化的學術研究，構建“技術—人文”協同分析框架，開發哲學社會科學的算法工具。同時，要避免跨學科研究陷入“方法論拼盤”的誤區，要深入研究新技術革命帶來的人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變化，要積極吸收借鑒自然科學的分析方法。

改革學術評價體系。當前，“唯論文、唯指標”的量化導向制約了學術原創性和社會影響力，需通過機制創新推動學術研究聚焦問題本質。建立有利于學術創新的激勵機制和人才評價體系。構建“分類分層、問題導向”的多元評價體系。按照基礎理論學科、應用對策學科、跨學科研究等不同學科，設置相應的差異化評價標準。設立“重大命題研究”專項通道，保障學者對一些基礎性問題、重大現實問題、重大理論問題，進行長期的、持續的、心無旁騖的研究。強化哲學社會科學的公共價值導向，重視知識普及評價，引導更多學術成果走向大眾。

深化國際學術交流，推動平等多元對話。主動設置國際對話議題，增強國際學術話語權。聚焦中國實踐、中國文化等核心議題，提煉具有普遍意義的學術概念，提前策劃年度重點議題，引導全球學者參與討論。建立學者“走出去”“引進來”支持機制。設立專項基金，資助學者參與國際頂級學術會議，鼓勵學者在國際學術組織中擔任職務，進而通過制度化渠道發聲。邀請海外學者參與國內研究項目，通過合作研究、田野調查等形式，打破單向輸出模式，促進其對中國學術體系的客觀認知。優化學術成果互譯與傳播。構建翻譯質量保障體系，統籌經典著作與前沿成果的譯介。此外，要定期評估成果轉化效果。通過跟蹤國際學界對中國理論的引用與批評，動態調整交流策略，避免“自說自話”。

恩格斯在《卡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中指出，“歷史從哪里開始，思想進程也應當從哪里開始，而思想進程的進一步發展不過是歷史過程在抽象的、理論上前后一貫的形式上的反映”。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是一項艱巨任務，也是一個動態過程。實踐在發展，學術范疇的提煉、學術思想的形成與表達也相應不斷變化發展，要秉持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辯證思維方法，持續推進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

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是增強文化主體性的根本路徑和時代使命。2022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人民大學考察時強調：“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歸根結底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新征程上，我們必須貫通歷史智慧與現實需求，在文明傳承與時代創新的雙重維度中加快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為民族復興立根鑄魂，為人類文明貢獻中國方案。

第一，中華五千多年厚重的歷史文化是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文化根脈。

中華文明歷經五千余年風雨淬煉，始終保持著主體性與開放性的辯證統一，始終以開放包容、與時俱進的胸懷，不斷激發創新活力，始終以兼容并蓄的胸襟推動知識體系自我更新迭代，為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提供永不枯竭的思想源泉和文化根基。

首先，歷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為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筑牢文化根基。中華五千多年綿延不斷的文明史是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文化基因庫。從先秦諸子百家爭鳴到漢代獨尊儒術，從唐代文化繁榮到宋代理學興起，再到明清實學發展，每一個歷史階段都為中華文明寶庫增添了新的瑰寶。儒家的仁愛之道、道家的自然無為哲學、法家的法治精神、墨家的兼愛非攻主張，以及其他諸多學派的思想精華共同編織成中華文明的價值經緯。這些傳統文化思想不僅在歷史上引領了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發展，更為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提供了豐富的思想資源和理論滋養。

其次，開放包容、日新月異的歷史文化特質為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激發創新活力。中華文明歷來注重開放包容，積極吸收和借鑒外來文化的優秀成果，不斷推動自身創新發展。中華文明不斷在與外來文化的碰撞交融中展現出強大的自我更新和超越能力，為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不斷激發創新活力。

最后，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文化自覺為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注入內在動力。中華文明始終秉持“革故鼎新”的自覺意識，在守正創新中實現傳統智慧與現代價值的有機融合。一方面，創造性轉化強調對傳統文化進行現代詮釋和轉化，使其與現代社會相適應，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另一方面，創新性發展注重在繼承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創造出具有時代特色和民族風格的新文化，為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注入內在動力，推動其在傳承中創新、在創新中發展。

第二，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偉大實踐是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源頭活水。

當代中國波瀾壯闊的改革發展實踐打破了西方中心主義的知識霸權，在解決“中國問題”中創造“中國理論”，在對話全球經驗中淬煉本土智慧，使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既扎根中國大地，又具有世界普遍意義。

中國自主知識體系源于當代中國的社會實踐，并隨著實踐的發展而不斷豐富和發展。改革開放40余年的實踐歷程，為知識生產提供了獨特樣本。深圳特區“摸著石頭過河”的漸進式改革實踐，不僅推動了經濟特區的快速發展，更在實踐中催生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創新發展。脫貧攻堅戰中形成的精準識別—靶向施策—動態監測方法論，不僅成功助力中國全面打贏脫貧攻堅戰，更提煉出了一套適用于廣大發展中國家的貧困治理模式。著眼于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的探索，正在深刻影響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布局?？萍紕撔骂I域的實踐同樣驅動知識迭代，堅持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新型舉國體制，重構了中國乃至世界眾多國家科技創新的發展路徑。這些實踐智慧，如同費孝通研究“鄉土中國”的當代延伸，構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知識發展體系。

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的雙向互動。近代以來，中國從“后發追趕”到“并跑領跑”的跨越式發展，為理論創新提供了豐富素材和源泉。從“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路徑，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戰略判斷，再到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系統回答新時代重大課題，每一次理論飛躍都推動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向縱深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突破了“市場—計劃”二元對立的教條認知。“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則是馬克思主義社會形態理論的時代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概念的形塑植根于基層治理創新實踐。當前，數字技術賦能基層治理的“楓橋經驗”升級版，正在重構網絡時代的群眾路線理論。凡此種種，都充分彰顯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持久生命力。

文明交流互鑒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建構注入開放品格。從古代絲綢之路的知識傳播到共建“一帶一路”的文明對話，中華文明始終保持著“和而不同”“萬物并育而不相害”的包容特質。量子通信、人工智能等前沿領域的突破，既立足自主創新又善用全球智慧。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倡議，既傳承“天下大同”的東方理想，又回應全球性挑戰的現實需求。這種“以我為主、多元共生”的文明觀打破了“傳統—現代”“東方—西方”的二元對立，使中國自主知識體系既具民族特質又具世界意義。

第三，在激活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時代生命力中，加快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的深度融合，本質是文明基因與現實土壤的共生共榮，需要通過理念革新、學科融通、話語重構與人才鍛造的協同推進，激活傳統文化的時代生命力，構建起既能解釋中國道路、又能回應人類共同挑戰的知識體系。

一是注重理念更新，以時代精神激活傳統文化的內在活力。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生命力在于與現代社會的深度耦合。因此，要深入挖掘和詮釋傳統文化的精髓，將其與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相結合，提煉核心思想理念的現代價值，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煥發新的生機和活力。以現代科學精神重構傳統知識體系，注重傳統文化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互構，推動傳統文化的創新發展。深化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貫通研究，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提供新范式。

二是注重學科交叉，搭建傳統與現實溝通的學術橋梁。學科融通為知識創新提供方法論支撐。因此，要打破學科壁壘，通過跨學科研究、設立跨學科研究機構、培養跨學科人才、構建跨學科理論體系以及推動學科交叉成果的傳播與應用等舉措，深入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內涵與價值。將學科設置與現代社會發展需求緊密結合，推動設立“文化遺產智能計算”“數字人文”等交叉學科平臺，促進傳統文化資源向知識資產轉化，為加快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提供堅實的學術支撐。

三是注重話語構建，打造具有中國特色的知識表達體系。話語體系構建需立足本土、面向世界。因此，要深入挖掘和整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概念、范疇、命題等，對其進行現代詮釋和合理轉化，使之成為具有中國特色的知識表達元素。同時，要警惕“復古主義”陷阱，在話語創新中堅持辯證揚棄。積極借鑒吸收國際學術界的通用話語和表達方式，將其與中國特色相結合，創造出具有國際影響力的知識表達體系，讓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國發展道路與治理模式的獨特優勢。

四是注重人才培養，夯實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傳承發展的根基。人才培養是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關鍵。因此，要從教育理念更新、課程體系改革、實踐教學強化等方面入手，建立與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相適應的人才培養機制。加快培養通古曉今的復合型人才，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傳承與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新生力量。注重培養通曉中西方歷史文化的國際化人才，確保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在全球范圍內的“解釋權”“定義權”和“話語權”。

2024年3月，筆者向十四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提交的《關于提高人民法院案例庫建設質量的建議》中提到，人民法院案例庫于2024年2月27日正式上線，向全社會開放，入庫案例具有典型性、疑難復雜性、新穎性和社會關注性，首批入庫案例總體質量較高。未來，要讓更多擺事實、講道理的判決入庫，進一步提升人民法院案例庫的質量。具體建議為，應編選具有超越個案意義的類型性案例，要堅守罪刑法定原則的底線，多收集社會廣泛關注但相關法律規定比較原則、法律適用有爭議的類案，多收集“指向長遠”、抗訴案件的裁判。

收到全國人大轉交的代表建議后，最高人民法院經認真研究，對筆者的建議作出答復，對人民法院如何不斷完善健全案例庫建設運行相關工作機制、各項舉措提出了詳細設想，重點強調：第一，入庫參考案例的質量是案例庫建設的“生命線”。未來，在入庫案例審查審核過程中，要注重編選具有超越個案意義的類型性案例，避免簡單重復法律、司法解釋等規定，確保入庫案例的高質量。第二，直面法律爭議問題，保證案例品質。入庫案例重在發揮規則指引價值，不僅要滿足“沒有錯”這個底線要求，還應當達到“有價值”的高質量標準。人民法院案例庫在建設過程中并沒有為了追求穩妥而刻意選編沒有爭議、四平八穩的案例。相反，有些入庫案例可能存在一定爭議，但從促進法律正確、統一適用這個基本目標看，越是“同案不同判”的案件，越是疑難、復雜、爭議的問題，通過編發入庫案例加以統一指導的價值越高。第三，注重規范引領，助推社會治理。好的案例應當指向未來，讓公眾對自己的行為具有預測可能性。最高人民法院在入庫案例編選過程中，要注重發揮司法裁判的評價、引領、教育功能，讓法治觀念深入人心。例如，為確保正當防衛制度依法正確適用，30余件涉正當防衛的案例被收錄入庫。

最高人民法院在回復意見中明確表示，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將結合全國人大代表提出的意見建議，針對人民法院案例庫的空白罪名、案由，特別是尚未涉及的法律適用問題，優先編寫報送案例，以“求極致”的精神收錄更多高質量參考案例，收錄更多擺事實、講道理的案例。

筆者之所以對最高人民法院積極推動案例庫建設工作充滿期待，除了因為公正司法、陽光司法是法治國家建設的重要一環，還因為作為刑法學研究者，筆者深信中國刑法學必須結合我國具體國情、復雜而生動的司法實踐思考問題，從而增強理論的實踐理性，在解決犯罪認定的難題過程中，保持理論自身的批判精神和反思能力，最終才能建構中國自主的刑法學知識體系。而案例庫建設的成就能夠為刑法學研究提供極其重要、有效的支撐，從而實現中國刑法學知識體系實踐性與自主性的協調發展。

必須承認，刑法學不是靠學者們坐在書齋里，通過想象和純理論的論爭發展起來的，僅依靠理論體系的自我推演，僅滿足于理論體系邏輯圓滿，很難建構有生命力的刑法理論體系。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之后，我國刑法學的自主性顯著增強，其所思考的是與中國社會發展面臨的犯罪困擾緊密關聯、自成體系的中國刑法學，不再將中國刑法面對的實務難題與外國的問題同質化，也不照搬外國刑法理論或刑法條文生硬地解決中國的現實難題，而是注重考察現實問題的背景和制約因素，避免刑法理論過于體系化、形式化，更加重視提升刑法學的實踐理性。

這一理論轉向使我們深刻認識到，具有知識自主性的中國刑法學不僅要關注理論的演繹和體系的建構，還要特別關注對有價值的刑事司法實踐的研究，考察公眾對司法立場的認同程度。只有在學者和實務工作者的共同推動下，增強理論與實踐的良性互動，理論的合理性通過真實案例才能經受住檢驗，刑法學才可能得到長遠發展，才可能具備知識自主性。

當下，關注最高人民法院案例庫中編選的典型案例、疑難案例和具有指導性的案例，有助于確保刑法學保持兼顧理論品性和實踐智慧的特色。未來人民法院案例庫建設的成效與刑法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之間，一定存在正相關關系。

除了人民法院案例庫收錄的案例，我國每年數百萬計的案例中還有很多不為人關注的疑難、復雜、新型案件。面對這些生動、鮮活的案例，刑法學者要善于從實務的立場出發，探究司法人員之所想，站在司法人員的立場審視裁判邏輯、判斷其合理與否，從而大幅度提升我國刑法學的實踐理性。

刑法學者在具體分析裁判時，應當妥善把握以下幾點。首先，要善于發現更多說理充分的好判決。實踐中，人民法院對大量疑難案件的定性準確、量刑適當，說理也非常充分，只是理論上對此發現和關注得還不夠。因此，在進行判例研究時，需要及時發現司法裁判的合理之處，從而為建構具有實踐理性的刑法理論奠定堅實基礎。其次，要全面客觀地看待裁判文書的觀點，在尊重司法裁判的基礎上展開學理分析。這意味著對相關判例進行研究，不是處處與司法“較勁”，不是為了批判而批判，刑事裁判文書的研究者要先能夠換位思考，嘗試站在法官的立場，循著法官的思路理解其思考路徑。再次，要基于善意為某些結論正確的判決“補充”裁判理由。有些復雜案件的判決是依靠法官的規范直覺作出的，但是其說理存在欠缺。對于這類判決，研究者可以嘗試站在法官的立場展開裁判理由，進而提煉、發展出對疑難案件的裁判規則。換言之，研究者應當在理論上助裁判說理“一臂之力”，對這些理論難點分別進行闡釋。如此建構的刑法學體系，不僅能夠獲得法官的認同，也能夠助推理論的發展，還能夠及時消除社會對司法公正性的誤解，從而發揮刑法學者參與社會治理的作用。最后，在面對某些判決時，還需要考慮是否有必要對過去的理論作出適度修正或變通的問題。從理論的視角看，司法實踐中的某些作法未必合適，但當司法人員一直這樣做出裁判的時候，理論上就需要“反躬自省”其有無必要作出某種程度的改變，進一步思考背后的深層次原因。對某些爭議問題的解決，如果司法實踐長期與理論相背離，其結論確實是錯誤的，理論上當然要旗幟鮮明地予以批判。但有的案件，司法實踐的一貫立場背后展示了法官的獨特考量，而且其思考有一定道理，現有理論難以作出圓滿解釋，就會“倒逼”某些原創理論的形成，從而糾正之前通說的不當之處。如此一來，刑法學說就能夠理解法官的判斷并在這個基礎上建構一整套理論來說服法官，指導或引導法官按照人民所認同的價值觀進行裁判，裁判結論才能得到公眾的認同。這個意義上的刑法學和實踐之間的有效對接才能實現，由此確立的刑法學實踐理性、功能性思考就能夠始終關注刑事裁判的動向，注重社會治理的積極參與，并將刑事政策思想有效融入刑法體系，最終妥善處理處罰必要性和刑法公正性的關系。

建構中國自主的刑法學知識體系，除了要在問題性思考中增強實踐理性，還必須保持刑法學自身的反思能力和批判精神，學者對判決的“照單全收”、絕對依賴會造成刑法研究的停滯。因此，不應當助長刑法學全面認可判決而失去獨立思考精神的狀況。就我國目前的司法實務做法而言，值得反思的不當做法為數不少。例如，類推解釋并未得到有效控制，共犯處罰范圍廣，結果加重犯成立相對容易，經濟糾紛和犯罪界限沒有厘清，如此等等，都值得刑法學者給予持續關注和批評，由此才能有效防止實務背離構成要件約束，違背刑法教義學基本邏輯作出裁判，才能有效避免刑罰打擊范圍擴大化，克服制造過多社會對立面的弊端，從而真正實現刑法謙抑性。

綜上所述，立足于實務動向，充分關注刑事裁判的動向尤其是人民法院案例庫建設的最新進展，朝著完善理論體系的方向發力，確保刑法學從裁判中來、到裁判中去，刑法理論才能隨時關注、思考哪些問題是中國司法上所特有的問題，并提出妥當或相對合理的解決方案，實現刑法學知識體系實踐性和自主性的內在統一，進而較為從容地致力于建構具有中國特色、更加本土化且符合時代精神的刑法學。

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建設，為中國各學科領域的發展指明了方向。中國歷史學自主知識體系建設，作為哲學社會科學體系中的關鍵一環，承載著重大使命。中國歷史文化源遠流長、底蘊深厚，恰似一棵枝繁葉茂的參天大樹，以儒家文化為主干，多元文化為養分，深厚的歷史根源為堅實基石。在建構中國歷史學自主知識體系進程中，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與中國史學優良傳統的結合，發揮著極為關鍵的推動和建設性作用，二者相輔相成，為這一體系的建構注入了強大動力。深入探究它們的價值，能讓我們建構歷史學自主知識體系的邏輯更加自洽，也更具說服力。

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奠定科學理論基礎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用唯物史觀來認識和記述歷史”，指出“要堅持用唯物史觀來認識歷史，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分清主流和支流，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發揚經驗，吸取教訓”。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是建構中國歷史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基石。唯物史觀強調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推動社會發展。這一科學理論為歷史研究提供了全新視角和方法，讓我們能更深刻地剖析歷史發展的本質規律。

從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來看，在研究中國歷史時，我們能依據不同歷史時期的物質生產、經濟活動、社會結構等實際狀況，理解當時人們的思想觀念、文化形態和價值取向。例如，春秋戰國時期，隨著鐵農具和牛耕的推廣，生產力顯著提高，井田制瓦解，封建生產關系逐步確立。這種社會存在的巨大變革，直接推動了百家爭鳴局面的出現，儒家、道家、法家等眾多思想流派紛紛涌現，各抒己見，對當時及后世的中國社會產生了深遠影響。借助唯物史觀，我們能清晰地認識到思想文化發展背后的經濟和社會根源，避免單純從思想層面孤立地解讀歷史現象。

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是歷史發展的根本動力。這一原理有助于我們理解中國歷史上諸多重大變革。以秦朝為例，商鞅變法通過廢除井田制、獎勵耕織等措施，推動了秦國生產力的發展，確立了土地私有制，使秦國的經濟基礎發生改變，進而建立起與之相適應的中央集權制度，實現了社會結構與制度的轉型。從宏觀的歷史進程看，正是這種矛盾運動的不斷推動，使得中國社會經歷了幾千年文明的發展與演進，直到近現代社會的形成。運用唯物史觀進行分析，能讓我們把握歷史發展的主線，準確認識歷史演進的必然趨勢。

同時，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為中國歷史學研究開辟了新方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和建設進程中，唯物史觀被廣泛應用于研究中國社會的性質、革命的對象和動力等問題。學者們運用唯物史觀對中國古代社會進行分期研究，形成了不同的學術觀點，深化了對中國歷史發展階段和特點的認識。在新時代，唯物史觀依然是我們剖析現實社會問題、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展望未來發展方向的有力武器，指導我們從歷史長河中探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脈絡。

以中國史學優良傳統傳承智慧凝聚力量

習近平總書記特別重視繼承中國歷史學優良傳統，他說“修史立典，存史啟智，以文化人，這是中華民族延續幾千年的一個傳統”，指出新時代的中國更加需要系統研究中國歷史和文化，要繼承優良傳統，加快構建中國特色歷史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中國優良的史學傳統是建構中國歷史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寶貴財富，其中，儒學鋪染了傳統歷史學家的生命底色，儒學的價值觀深刻影響著中國歷史學的發展走向，儒家文化重視歷史的借鑒作用，與“以史為鑒”的經世致用的優良傳統緊密呼應。這與西方史學形成明顯區別，成為中國歷史學自主知識體系的重要特色之一。

儒家倡導的“仁、義、禮、智、信”等價值觀，深深融入傳統歷史學家的血液中。許多歷史學家秉持儒家的道德準則，在記錄歷史時，不僅注重史實的準確性，更注重從道德層面評判歷史人物和事件。他們以儒家的 “春秋筆法”，在字里行間蘊含褒貶，希望通過歷史書寫來弘揚正義、勸誡惡行，維護社會的道德秩序。例如，司馬遷撰寫《史記》時，秉持 “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的理念，廣泛收集資料，實地考察歷史遺跡，對歷史人物和事件進行客觀記載，展現了歷史的復雜性和多面性，同時也通過對歷史的敘述表達了自己對儒家價值觀的堅守。

儒家文化尤其重視歷史的借鑒作用，與中國史學“以史為鑒”的經世致用傳統一脈相承?！兑葜軙肪驼f“政維今，法維古”，儒家經典中充滿了對歷史法則與經驗教訓的總結參驗，如《論語》中“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強調從歷史的傳承與變革中汲取智慧。司馬光編纂《資治通鑒》，旨在“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為統治者提供治國理政的歷史經驗，這一行為深受儒家經世致用思想的影響。這種傳統促使歷史學家關注現實社會，將歷史研究與國家發展、社會進步緊密結合。在當代，歷史學研究依然要服務于社會，為解決現實問題提供歷史智慧。例如，通過研究中國古代的治理經驗，如戶籍制度、賦稅制度、地方治理等方面的歷史，為現代社會治理提供有益參考，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中國悠久的官方修史傳統，也與儒家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從周朝設立史官開始，歷經秦漢、唐宋，直至明清，官方修史制度不斷完善。儒家強調“大一統” 思想，官方修史在一定程度上是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和政權的合法性，通過系統整理和編纂歷史彰顯王朝的正統地位。二十四史作為中國古代官方修史的重要成果，全面記錄了中國古代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各個方面的發展歷程，為后人研究中國古代歷史提供了豐富、權威的資料。這一傳統不僅保證了歷史記錄的連續性和系統性，也體現了國家對歷史傳承和文化建設的重視。在建構歷史學自主知識體系時，充分利用官方修史的豐富成果，深入挖掘其中蘊含的歷史信息和文化內涵，有助于構建全面、系統的歷史學自主知識體系。

扎實推進當代中國歷史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

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與中國史學優良傳統的結合，也是“兩個結合”尤其是“第二個結合”的內在要求，為建構中國歷史學自主知識體系帶來了諸多優勢。

在研究方法上，唯物史觀的科學分析方法與中國史學注重史料考辨、實證研究的傳統相結合，能夠提高歷史研究的科學性和嚴謹性。一方面，運用唯物史觀的理論框架對歷史現象進行宏觀分析，把握歷史發展的規律和趨勢；另一方面，通過對具體史料的細致考證，確保歷史研究的真實性和可靠性。例如，在研究中國近代社會轉型時，運用唯物史觀分析西方列強入侵對中國社會經濟結構、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的沖擊，同時結合大量的檔案、文獻、回憶錄等史料進行實證研究，深入探討中國社會各階層的反應和應對策略，從而更加全面、準確地展現中國近代社會轉型的復雜過程。

在研究內容上，二者結合能拓展歷史研究的廣度和深度。唯物史觀關注社會的整體結構和發展規律，中國史學優良傳統注重對具體歷史事件、人物和文化現象的記載和研究。將二者結合，既能從宏觀上把握中國歷史發展的脈絡，又能從微觀層面深入了解歷史的細節和多樣性。比如，在研究中國古代文化史時，運用唯物史觀分析文化發展與社會經濟、政治的關系，同時結合中國史學對儒家經典傳承、文學藝術演變、科技發明創造等方面的記載，全面展現中國古代文化的豐富內涵和發展歷程。

從知識體系建構來看，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中國歷史學自主知識體系提供了科學的理論框架和價值導向，中國史學優良傳統則為其提供了豐富的歷史素材和研究方法。二者相互融合，有助于建構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歷史學自主知識體系。這一體系不僅能夠準確反映中國歷史的發展進程和特點，還能體現中國歷史學的獨特價值和學術追求，增強中國歷史學在國際學術界的話語權和影響力。

在新時代，我們要深入挖掘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與中國史學優良傳統相結合的價值。繼續運用唯物史觀對中國歷史進行系統研究，同時不斷弘揚中國史學的求真、致用精神，充分利用官方修史和民間史學的豐富資源。加強對二者結合的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推動中國歷史學自主知識體系不斷完善和發展，為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貢獻史學力量。

以文化為根，筑牢中國歷史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基石，是順應時代發展需求、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必然選擇。在中國歷史文化這棵大樹上，多元文化如養分滋養其成長，深厚的歷史根源是穩固的保障。而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與中國史學優良傳統的結合，則為這棵大樹注入了源源不斷的活力。充分發揮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與中國史學優良傳統相結合的優勢，我們有信心建構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歷史學自主知識體系。

作為社會科學的政治學理論都來自特定國家的歷史文化和政治實踐，如以代議制為關鍵詞的西方政治學。長期以來，中國歷史和政治實踐都被當成解釋的對象或理論實驗場，以至于形成理論與現實之間的巨大張力。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人民大學考察時指出：“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歸根結底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加快建構中國自主的政治學知識體系已成共識。但是，“抓手”在哪里，自主知識體系的“四梁八柱”即知識架構是什么？正如人有千孔千面，對于自主知識體系的理解肯定也是“眾相生”的學術生態。

歷史政治學研究方法

自主知識體系其實就是建構“中國學派”的問題。之所以被稱為“學派”，關鍵點是有自己的方法論，而且這個方法論一定是立足于本民族歷史文化和政治實踐的傳統。比如，歐陸政治學（1850—1950）的方法論是制度主義，是古希臘以來的政治學傳統；美國主流政治學的方法論是理性選擇主義，而美國是一個天然的個體主義國家。“中國學派”的方法論也一定是基于中國的歷史文化，并且是政治實踐所需要的。

一個再平常不過的常識是，社會科學幾乎所有的概念都源自歷史研究，而歷史之于中國人的重要性更是非同尋常：中國是世界上唯一的歷史未曾中斷的文明，史官制度把歷史連續性制度化，中國史是政治史，中國史蘊含著豐富的政治學原理。這些決定了中國政治學必須“回到歷史”，歷史政治學只不過是對“存在”的一種“發現”而已。

歷史政治學尋求重大現實、理論問題的歷史淵源和歷時性因果關系，在研究政治史中發現概念和理論，以回答現實問題。歷史政治學的三個基本要素是歷史本體論（即歷史屬性）、歷史連續性和時間空間化（即當下政治的歷史性）。作為研究方法的歷史政治學，同時也是一種知識論原理。

歷史主義方法、歷史主義思維是人類與生俱來的一種能力，都講歷史的重要性。但是，什么屬性的歷史重要？歐洲文明史起源于古希臘城邦國家式即“多統”的社會史，而中國政治文明史起源于商周時代的大一統，是以大一統或國家史的身份步入歷史長河的。不同屬性的歷史決定了不同的制度變遷方式，并產生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歷史政治理論。社會史中的“多統”之間習慣于以競爭性、對抗性即戰爭的方式分配資源，最后的結果是權力制衡的代議制政治制度，由此產生的西方政治學理論基本上都是競爭性乃至對抗性的，比如黨爭民主。而國家史中的大一統之下，追求的治理是收獲民心，有民心才有大一統，因此產生以民本思想為核心的政治理論體系。可見，歷史政治學事實上是一種研究比較政治制度和政治理論的知識論，它回答了“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孟子·滕文公上》）的道理?？梢哉f，歷史政治學為我們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提供了認識論/知識論原理。

歷史政治學研究的初步進展

歷史政治學研究涉及的問題是多方面的，概括起來體現在以下兩大領域：基于比較歷史的基礎性概念研究和建構世界政治學的雛形。

發現或重新定義了一系列基礎性概念/理論，為創建政治學原理奠定了堅實基礎。“政治學原理”主要是論述政治合法性治國理政的學問，古今中外的政權都無比重視。政治學原理的構成要素是政治、權力、國家、政體、政黨、官僚制、民主、治理、現代化等基礎性概念，但長期以來，這些概念都是基于西方社會史而產生的，與中國政治史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實踐嚴重脫節。比如，西方政治學其實是以政府形式的政體論為主要線索，把世界政體類型簡單地劃分為民主—專制。在中國，自西漢始，就從治道（價值）—治體（制度）—治法（能力）的三維度講“治體論”，即如何治理大型政治實體。這與我們今天講的國家治理現代化（價值觀—制度體系—治理能力）高度契合，因此，歷史政治學講的政府理論是治體論而非政體論。又如，西方政治學中的政黨是利益集團化的掮客型政黨，但中國共產黨顯然是使命型政黨，因此，歷史政治學提出“政黨中心主義”概念以使“黨的領導”之說理論化。再如，西方政治學中的權力類型就是行政、立法、司法三權，這顯然不符合中國實際，因此，歷史政治學提出三權之前有“領導權”。還如，西方政治學講政治管理上的非人格化—非倫理化的官僚制，但中國則是來自士大夫傳統和列寧主義“先鋒隊”思想的“干部制”……凡此種種，都是基于中國歷史和政治實踐的概念發現與基礎理論建構，中國的政治學原理體系亟待重寫。

建構了基于歷史政治學的國際問題研究“新學科”：世界政治學。相對于把地緣政治（實力政治）作為出發點的西方國際關系理論，世界政治學是基于世界市場形成的政治思潮所誘發的制度變遷以及由此帶來的大國關系和世界秩序，是包容了世界經濟、政治學理論、比較政治和國際關系的一個集成式學科概念，其出發點是世界市場和政治思潮。

西方國際關系學的路線圖是：多統的社會史—民族國家—基于實力的競爭—霸權秩序。而中國是以大一統身份進入歷史的。在對外關系上，大一統在政治過程中講的是“以文化人”的天下觀，在結果上講的是治平世的世界大同。無獨有偶，馬克思主義國際問題研究都是從“人類”“世界”“全球”出發的。作為集雙重身份（中華文明和馬克思主義）于一體的中國共產黨，在延安窯洞里就有“世界政治概論”課程，新中國成立以來先后有“三個世界”理論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論。這幾個傳統決定了，中國的國際問題研究一定是不同于西方國際關系學的世界政治學。作為世界政治學的代表作，《世界政治理論》榮獲第九屆全國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一等獎）。

待發掘的四大知識議程

歷史政治學研究之于中國政治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貢獻毋庸置疑，但待開墾的知識議程還很多。深入研究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四大知識議程的體系化學理化，才能較好地呈現中國政治學自主知識體系的面貌。

一是中國優秀政治傳統文明的現代轉換。任何政治的合法性都需要“前世今生”的論述。“自由主義民主”事實上就是歐洲文明的一種政治表述，自由民主理論的基本要素與源自古希臘、誕生于中世紀的歐洲文明高度重疊。中國政治學有責任把當代中國政治的歷史連續性所形成的“歷史性”講清楚。諸如，在政治結構上，國家層面的大一統—中央集權制為什么一以貫之，政府層面的民本思想為什么亙古不變，社會層面的仁愛原則為什么持之以恒。在政治過程上，為什么從協商政治傳統演變為具有內在一致性的協商民主，為什么中國人的實踐理性自古以來就是實事求是原則。在對外關系上，為什么“和合”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人的行為原則。有了這樣的研究，我們相信需要重新認識“古今之爭”“中外之爭”等命題的真實性。

二是中國歷史—當代政治實踐的理論化議程。西方政治學中的很多基礎性概念來自對其歷史和近代政治實踐的理論化轉換。西方政治學中重要的概念如政治、國家，都是馬克斯·韋伯基于歐洲歷史的概述，把連綿不斷的歐洲戰爭史概括為學術上的權力分配和特定疆域的暴力特權；把產生于中世紀的議會制概述為代議制理論——西方政治理論的基石，從過去的代議制政府演變為代議制民主；更不用說單一制—聯邦制、總統制—內閣制、多黨制—選舉制等直接描述政治制度的概念。長期以來，這些“地方性”特征鮮明的概念被用來對照中國歷史和政治實踐。

歷史政治學給予我們理論辨識能力，更賦予概念發現、發明的能力。僅舉一例，當代中國政治最重要的政治實踐無疑是“黨的領導”，以及由此產生的制度體系和政治文化。而現有西方政黨理論與“黨的領導”政治實踐是沖突的，因此，關于黨的領導的政治理論無法從西方理論中去尋找，只能在比較歷史研究中去“發現”。社會科學事實上是主要國家對其現代化歷史的理論化總結，因此“比較歷史研究”其實是“比較現代化研究”。如果說英國—美國的現代化歷史產生了社會中心主義，德國—日本乃至法國的現代化歷史產生了國家中心主義，而中國和很多后發國家的現代化歷史應該是政黨中心主義，只有政黨中心主義理論體系才能解釋“黨的領導”制度體系。與西方政治學比較，中國政治學對于中國歷史—政治實踐的理論化工作，任重道遠。

三是中國共產黨創新理論的學理化議程。與其他基于利益而聚合起來的政黨不同，共產黨是理論建黨、信念建黨，第一個黨綱是《共產黨宣言》。這意味著中國共產黨自身非常重視理論建設，也因此產生了很多創新理論，比如新時代以來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概念、“全過程人民民主”概念、“總體國家安全觀”概念，這些重大概念都統一蘊含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這個總概念之中。無疑，這些概念是理論性的，但實踐性更鮮明，需要進一步進行體系化、學理化研究。

以“全過程人民民主”為例，“全過程”就是中國民主實踐的準確表達，說到底是一種“人民民主”，是人民民主的一種實踐形式。而“人民民主”又是“民主”衍生出來的一種民主理論或民主形態，需要在民主理論體系中理解人民民主，進而才能理解“全過程”人民民主。按同心圓來呈現民主理論，依次是“民主”—“人民民主”—“全過程人民民主”，“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體系化、學理化成果最終取決于對“民主”這個元概念的研究和理解。元概念意義上的民主并沒有異議，問題是哪個國家能達到元概念意義上的民主標準——一切都由人民或多數人來決定。那么，民主只能是一個“近似值”概念——政治制度/政治過程離元概念的遠近。有了“近似值”這個主流性的尺度，才能呈現“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政治優越性以及學理化程度。依此類推，“總體國家安全觀”也屬于國家理論譜系中的一個“家族概念”，只有從國家理論上才能把總體國家安全觀體系化、學理化。

四是政治學原理體系（含世界政治學原理）研究議程。原理體系是自主知識體系的集中呈現。目前世界上流行的政治學原理和國際關系學都有鮮明的西方中心論或自由主義底色，但以中國歷史文明—政治實踐為底色的政治學原理/世界政治學原理還是空白，這既不符合中國的國際地位，也有愧于中華文明。歷史政治學關于一系列基礎概念的發現/重述，學術界關于上述“研究議程”的系統化深入研究，必將為打造新政治學原理/世界政治學原理奠定堅實基礎。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就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作出了重要論述和戰略部署。在2016年5月17日召開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發表重要講話，對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方向進行了系統論述和全面指導。2022年4月2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人民大學考察時進一步指出，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歸根結底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全國哲學界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認識到建構中國哲學自主知識體系的重要性。哲學指向自身和對象世界的一般或普遍之物，是用純粹概念進行的思維活動，被稱為時代精神的精華和文明的活的靈魂，因此，馬克思說，“任何真正的哲學都是自己時代的精神上的精華”。新時代呼喚哲學的創新，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需要從中國哲學自身尋求內在動力，發揮理論引領作用。

在中國古代經史子集的學術體系分類中，并沒有一個獨立的系統與現代學科意義上的哲學相當。1913年，參照西方的學科分類，哲學在中國的教育系統中單獨立科，隨之建立的中國哲學史學科也是“以西釋中”的產物。近幾十年來，中國哲學界對“以西釋中”有諸多反思，中國哲學產生了自我辯護的需要，如格式化的偏頗、中西哲學互動的不對稱、中國哲學的本土特色被淡化、“哲學在中國”還是“中國的哲學”、哲學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現代性與民族性等根本問題。這些反思指出了“中國哲學”研究范式的種種局限。中國哲學具有自身獨特的思想脈絡和傳統，也有進一步展開的空間和潛力。例如對中國哲學自身特色及其與西方哲學異同的研究，又如重新認識中國哲學與傳統經學、子學和史學的關系，儒釋道三家異同，中國哲學與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等問題。這些問題對于建構中國哲學自主知識體系都非常重要。

當前建構中國哲學自主知識體系，面向的是現在和未來，但不代表要把過去的傳統推倒，一切從頭開始。近代以來的中國哲學家做了不少有意義的工作，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財富，值得我們學習、繼承和發揚。

首先是近代中國哲學家的學術自主意識。近代中國哲學界的工作是在比較參證、融會貫通中創造出反映和指導時代的哲學思想。如羅素在1920—1921年間訪問中國后，其思想在中國哲學界得到了較為廣泛的傳播。“感覺材料”“摹狀詞”等羅素哲學的核心術語也為當時中國哲學家馮友蘭、金岳霖、張岱年等熟知，但他們卻都在不同程度上揚棄了羅素的邏輯經驗主義主張，基于中國的哲學傳統進行了新的創造。羅素質疑傳統形而上學，認為邏輯分析能夠消解形而上學問題。張岱年與馮友蘭繼承了中國哲學特有的實在論傳統，與羅素的思路產生重大分歧。馮友蘭通過對維也納學派的批判而創建了中國的形而上學。金岳霖也是既吸收又揚棄，他批判了羅素思想，并基于“道—式—能”的推演而建立起獨特的關于“道”的形而上學體系，擺脫了羅素的經驗論傳統。這套體系在保持民族特性的同時，吸收了那個時代哲學和科學的最新成果，避免了傳統形而上學因圍繞本源、開端、造物主等展開無意義陳述而遭受的批評，率先沖出了反形而上學的重圍。馮友蘭評價金岳霖“《論道》這個體系，不僅是現代化的，而且是民族化的。關于這一點，金岳霖是自覺的”?？梢姡涷炚摰膫魅爰ぐl中國哲學家發展出了一種更精致的帶有實在論意義的認識論，他們并沒有將西方哲學奉為圭臬。

其次是近代中國哲學家對西方哲學的吸收、借鑒和本土化改造，以及在此基礎上對中國哲學的推進。賀麟投入了畢生的精力翻譯、研究、傳播抽象程度高、思辨性和體系性強的德國古典哲學，期望以此提升中國人的思維水平，以使我們能在本體論、形而上學、知識論、倫理學等方面進行創新。他翻譯的“對立”“統一”“揚棄”“差異”等漢譯哲學經典術語已成為中國現當代哲學的核心話語，促進了漢語哲學的繁榮。在中國哲學研究中，他將德國唯心論引入宋明理學，將中西有關“心”的理論有機結合起來，提出了“新儒家哲學”“邏輯之心”“自然的知行合一觀”“以精神或理性為體，以古今中外的文化為用”等概念和命題。他糾正了中國傳統思維重直覺的傾向，揭示直覺與理智的融合，使得對世界的認識、對本體的體悟、對至善的追求不再僅憑直覺，而是加強理性的思辨。他對“心”“理”“知”“行”等概念進行清晰界定、條分縷析，突破了理學家把這些概念與封建綱常禮教相聯系的局限，把這些概念從德性修養擴展到了邏輯論和認識論，為道德與價值之“心”增加了“邏輯之心”的維度，賦予這些概念新的內涵。這是借鑒德國古典哲學對傳統心學進行的一次革命性突破。他的哲學體系既保持了民族性，又更加理論化，創建了一個經過邏輯論證的、具有形而上學意味的新的“心學”體系。 

最后是近代中國哲學家在體系建構中對認識論和邏輯的強調。建構中國哲學自主知識體系，要在強調實效與實踐、敘述經驗的基礎上講出一番道理，形成一套知識體系，以基礎理論研究解決現實問題。傳統哲人有著長期的哲學思考活動，但有不追求體系化的理論表達而強調實效、不注重知識體系建構而強調經驗的傾向，缺少把經驗講清楚的科學理論和自覺的知識體系建構。金岳霖曾經說：“如果哲學主要與論證有關，那么邏輯就是哲學的本質。大量的見識令人神往，健全的實在感覺在今天大概比豐富的想象更有說服力。但是無論如何，嚴格的推理能力是必不可少的。哲學家受到批評往往不是因為他們的思想，而是因為他們發展這些思想的方式，許多哲學體系都是由于觸到邏輯這塊礁石而毀滅的。”在體系建構中，需要補充邏輯的、知識論的環節，提煉出清晰的概念和范疇，逐漸把這些概念和范疇通過邏輯分析論證成一個系統、嚴格、周密、明晰的理論。這個過程的每一步都需要嚴格的界定和推理。人們通過提供理由來證明知識，任何知識體系一旦在邏輯上出了問題，就不能成立。作為理論形態的知識體系，其本身就是一個完整且嚴格的邏輯論證應用系統。從基礎概念到基本原理的擴展過程，是邏輯的推演和推理過程，而理論體系的建構，則是一個符合邏輯規則與規律的論證過程。從這個意義來講，邏輯是建構知識體系的基礎。中外知識體系的歷史發展都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如今，建構中國哲學自主知識體系應當在前輩留下的寶貴經驗基礎上，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深入貫徹“兩個結合”，融合馬克思主義魂脈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根脈。貫徹“兩個結合”要注重生產力、經濟制度、政治制度、思想環境等對哲學發展的影響，深入理解歷史唯物主義。我們要深入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蘊含的豐富智慧、學術積淀與研究理路，注重傳統概念的現代轉化和創新發展，形成具有傳統底蘊的原創性概念。從我國實際出發，吸收借鑒國外知識體系并進行本土化改造，著眼于解決中國實踐中遇到的問題，展現時代發展狀況及其內在邏輯，體現中國哲學的主體性，對實踐進行理論總結，并為實踐提供理論指導。

創新基于我們對未來的想象。世界在塑造著未來的中國，中國同樣在塑造著未來的世界。哲學影響力的關鍵在于對世界的塑造能力。中國哲學自主知識體系應當在彰顯中國哲學主體性的同時，保持與其他哲學的對話和交流，融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國外哲學社會科學的資源，參與到國際學術共同體中，參與哲學的當代建構。我們應從哲學史轉向哲學，從圍繞經典轉向圍繞問題，加強知識論論證，拓寬全球視野，用新的話語體系闡釋中國傳統思想，歸納其重要特色，將中國哲學發展成具有現代性的知識體系，以影響和指導現代人的生活，塑造未來的中國和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