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嚴格落實“立案登記制” 規范有序推進先行調解 持續深化訴訟服務

● 深化巡回法庭工作機制改革 做實老百姓“家門口的最高法院”

● 堅持指標體系“體檢表”定位 以符合司法規律的審判管理促進內部挖潛提質增效

● 建立黨委領導、法院主導、各部門聯動的綜合治理執行難工作大格局——大T項目執破案的啟示

 

時序更替，華章日新。

2024年是極為不平凡的一年。

這一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迎來75周年華誕，實現“十四五”規劃目標任務進入關鍵一年，全面深化改革揚帆再啟航，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走過關鍵一程。

這一年，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攻堅克難、銳意進取、砥礪奮斗，取得很不平凡的發展成績，我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持續增強，中國式現代化邁出新的堅實步伐。

這一年，內外環境發生復雜深刻變化，百年變局加速演進，我國經濟社會正在深刻轉型，改革發展穩定任務艱巨繁重。

這一年，面對更趨復雜的矛盾糾紛，最突出的挑戰是案件總量大、定分止爭難。全國法院收案4600多萬件，是1984年收案194萬件的20多倍；案件相比過去的矛盾簡單、爭議單一，更多呈現利益化、關聯性矛盾糾紛；過去沒有的知識產權、破產金融、海事海商、涉外涉網、環境資源等新類型糾紛不斷涌現，審判執行工作也面臨更多新情況新問題。人民法院工作面臨的壓力之大、責任之重前所未有。

這一年，人民法院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全面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大和黨的二十屆二中、三中全會精神，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在中央政法委直接領導下，忠誠履職盡責，嚴格公正司法，服務經濟民生精準高效，司法體制改革鞏固深化，各項工作取得新進展。

這一年，適逢環境資源審判10周年、國家賠償法實施30周年、海事審判40周年、少年法庭成立40周年，人民法院以專業化審判服務高質量發展邁上新征程。

這一年，《人民法院第六個五年改革綱要（2024—2028年）》印發實施。圍繞落實和完善司法責任制，人民法院壓實院庭長閱核案件責任；圍繞鞏固立案登記制成果，對民事案件立案后先行調解作出規范，取消“預立案”，持續深化訴訟服務；圍繞做實審判重心下移、就地解決糾紛、方便群眾訴訟，深化巡回法庭工作機制改革。

“2024年，我們一起走過春夏秋冬，一道經歷風雨彩虹，一個個瞬間定格在這不平凡的一年，令人感慨、難以忘懷。”習近平總書記二○二五年新年賀詞溫暖人心。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家事國事天下事，讓人民過上幸福生活是頭等大事”。

重任在肩，唯有實干。今年1月13日的全國高級法院院長會議上，最高法黨組要求全國法院必須深刻認識經濟社會轉型發展、全面依法治國深入推進中的問題、難題，把審判工作置于黨和國家大局中考慮，必須擔起更重的政治責任、法治責任、審判責任，切實扛起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最后一道防線”的職責使命，直面挑戰、迎難而上，吹響全面深化改革沖鋒號。

一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法治建設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我國國情決定了我們不能成為“訴訟大國”。

近年來，訴訟案件數量呈爆炸式增長。今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2024年司法審判工作主要數據顯示：全國法院受理各類案件4600余萬件，同比增長近1%，其中，訴前調解成功案件1200余萬件。

“案多人少”矛盾日益突出，人民群眾的法治需求更“水漲船高”。

2023年新一屆最高法黨組上任伊始，全國法院學習貫徹全國兩會精神電視電話會議明確指出，民生案件雖“小”，卻關乎“守心”，必須用心用情辦好，厚植黨的執政根基。要久久為功依法化解群眾訴求，著力解決立案、訴訟、執行、信訪等環節難點堵點問題，加快推進“有信必復”，持續推進涉訴信訪源頭治理。

“老百姓到法院是為了解決問題的，絕不是來‘走程序’的。程序合乎規范，同時能實質解決問題，案結事了，才是訴訟的目的、才能體現訴訟的價值。”最高法黨組深刻認識到，嚴格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堅持把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挺在前面”的工作要求，化解糾紛只靠法院“單打獨斗”是不行的，必須依靠地方黨委的領導和支持，并且要與多部門建立聯動機制，擴大社會治理“朋友圈”。

記者獲悉，截至2024年年底，最高法已經與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中華全國總工會、全國工商聯等16個中央單位建立“總對總”訴調對接工作機制，不僅請進來做矛盾糾紛化解工作，更走出去促進在行業、專業領域內把調解工作做實，及時定分止爭，避免進入審理程序后“一判了之”，案結事不了。

各部門對該機制給予高度評價，認為可以讓更多矛盾糾紛化解在源頭、萌芽，充分發揮“攔水壩”“壓艙石”作用。

長期以來，老百姓反映立案難，有些案件立案后遲遲開不了庭，開庭后遲遲沒有結果。冗長的程序、曠日持久的官司，飽受社會詬病。

2023年以來，最高法下大氣力解決“立案難”，針對年底拖延立案，首次提出“創設審限內結案率取代年度結案率指標”，從而根治“年底不收案”現象。開通12368熱線，建立立案偏離度預警系統和滿意度評價系統等，多措并舉加大對“不立案”問題整治力度，確保立案公開透明。

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長錢曉晨表示，立案庭就全國法院收案情況開展專門調研，對立案工作質效進行大數據分析，結合2024年司法巡查，剖析“立案難”背后的深層次原因，對癥下藥。

記者采訪時獲知，一些基層法院存在訴前調解“久調不立”蓄水池現象，一些案件久調不決、久調難立，因而當事人不滿意、律師也不滿意。

立案登記制改革更加貼近人民群眾，是司法規律的體現，是司法為民的重要舉措。為根治“立案難”，2024年年底，最高法再次對全國法院提出明確要求：自2025年1月1日開始，對訴至法院的民事糾紛，符合起訴條件的，一律立“民初字”案號，再根據可調解案件、視當事人意愿委托第三方或者自行組織調解。

“‘堅持以人民為中心’規范立案受理工作，這是一種使命，更是一種責任。”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副部級專職委員劉貴祥表示，最高法將依法嚴格落實立案登記制作為落實受理法治化要求的基本方式，切實解決“立案難”。

北京市尚公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張克山贊嘆，“先立案后調解”的糾紛解決方式，大大提升人民調解、行業調解與法官主持下調解的對接效力，有利于高效解紛、維護公平正義，當事人的感受更好。

南四環小紅門鄉紅寺村，位于北京南城，也是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所在地。立案部門位于服務人民群眾的最前沿，處在實質化解矛盾糾紛的第一線，任務艱巨、繁重。如何把習近平法治思想貫穿立案工作始終，做實“如我在訴”，依法保障人民群眾訴權？今年2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黨組書記、院長張軍一行輕車簡從專程來此調研。

這一天，60多歲的楊阿婆（化名）做夢也不會想到，會在訴服大廳遇到接訪的首席大法官張軍。

“我的案子一審、二審判決結果差很多，我想不通，到最高法討個說法。”“我給你們寄了材料，也收到了回復，但心里還是著急，想再過來看看。”

“請放心，您的材料我們既然已經告知您收到了，就一定會嚴格依照法律、按照程序認真辦理，也會主動聯系答復您。天還很冷，早點回去陪陪家人吧。”這是當事人與首席大法官張軍對話的一個場景。

信訪工作不好做，特別是有些“骨頭案”“陳年積案”處理起來很棘手。記者了解到，2024年，為推動信訪矛盾實質性化解，最高法常態化開展院領導包案工作，院領導帶頭包案化解21件疑難復雜信訪案件，已經化解或基本化解13件，累計向26家高院交辦107件重點信訪案件。

落實立案登記制改革部署、依法保障當事人訴權，對符合起訴條件的案件一律敞開大門，也有人擔心，未來會有更多案件如“洪水”般涌入，當事人也會面臨排期開庭、等待周期長等新的難題。

怎么辦？決不允許“‘蘿卜快了不洗泥’，必須確保案件質量”。最高法調研組此次到立案庭調研，再次明確：人民法院在嚴格落實立案登記制同時，要深入研究思考、落實、推動“更多法治力量向引導和疏導端用力”，認真落實黨中央重大決策部署要求，積極參與黨委牽頭的綜治中心運行工作，凝聚糾紛解決合力。

今年2月28日，全國兩會召開在即，張軍和最高法調研組來到河南省鄭州市金水區綜治中心，恰巧碰到并現場為一對要離婚的年輕夫妻進行調解，讓他們微笑著拉上了手。調研組了解到，該中心自2021年10月成立以來，在把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挺在前面，促進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源頭預防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2024年，針對一些領域民事糾紛持續多發高發的情況，最高法分析背后存在的社會治理問題，以司法建議的形式會同有關部門共同解決。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加海介紹，“針對信用卡糾紛大幅上升，最高法分別向中國人民銀行、財政部、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發出司法建議，建議加強授信審查、從治本著手防止逾期不還、強化銀行的監管責任，得到積極響應和落實”。

據了解，2024年全國法院信用卡糾紛案件一審收案56萬余件，同比下降26.48%，這項工作得到了各級人大和人大代表的大力支持。

物不因不生，不革不成。

2024年3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中華全國律師協會聯合印發《關于印發部分案件民事起訴狀、答辯狀示范文本（試行）的通知》，針對金融借款、民間借貸、勞動爭議等11類常見多發的民事案件，制定表格化、要素式民事起訴狀、答辯狀示范文本。

使用多年的訴訟文書格式步入現代化，就像拿到一部新式智能手機，最初一兩周怎么都感覺不方便，但“勇立潮頭者”卻很快適應。一些律師認為，要素式起訴狀能夠通過結構化的方式，幫助當事人清晰、全面地陳述案件事實和訴訟請求，減少因遺漏重要信息而導致訴訟反復、過程冗長的風險。同時也有不理解的聲音，擔心部分當事人因為不會填寫起訴狀、答辯狀示范文本影響立案。

為什么要開展統一起訴狀、答辯狀工作？最高人民法院黨組成員、副院長高曉力介紹，隨著我國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人民群眾對于訴訟便利以及司法質效提出了更高需求。統一訴狀2016版樣式較為簡單，對服務當事人起訴、答辯指引性不足。

據統計，2024年，全國法院一審案件中，自然人未請律師代理自行提起訴訟的有888萬件，占比達到78%，這也就意味著還有很多人并不清楚如何打官司。

錢曉晨表示，大量當事人不了解起訴狀、答辯狀的基本要求，起草、提交起訴狀、答辯狀往往不得要領，不僅導致人民法院在立案、先行調解、審判過程中，難以準確、及時判斷是否符合受理條件、確定管轄法院或者爭議焦點，更是常常導致被告方也不得要領，原被告間或自說自話，或在法庭引導下才弄明白雙方爭訟的實質是什么、法律早已有的明確規定是什么。統一起訴狀、答辯狀根本是方便、服務當事人雙方！

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人大監察和司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教育部高等學校法學類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徐顯明評價：“示范文本通過結構化、格式化的方式大大提高了訴訟效率，能夠為當事人提供明確指引、提升整體效率。”

二

2014年10月23日，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最高人民法院設立巡回法庭，審理跨行政區域重大行政和民商事案件。”自此，改革按下了“快進鍵”。

根據黨中央決策部署，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1月在深圳、沈陽設立第一、第二巡回法庭。經過近兩年的試點和實踐，黨中央同意最高人民法院于2016年年底在南京、鄭州、重慶、西安增設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巡回法庭。習近平總書記親自主持會議審定關于設立和增設巡回法庭的方案，明確指出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要實現“有利于審判機關重心下移、就地解決糾紛、方便當事人訴訟”的制度定位。

六個巡回法庭自設立以來，最高法將院本部的法官派往六個巡回法庭“駐點巡回”，充分發揮巡回法庭高效便民、就地解紛的制度優勢。作為司法改革的“排頭兵”，巡回法庭實實在在做到了破難題、探新路、做示范，充分發揮司法改革“試驗田”作用。

實踐充分證明，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關于設立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的重大決策是完全正確的。巡回法庭的運行成效，也實現了黨中央“高起點”“可復制”“可推廣”的工作要求。

進入新時代新征程，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對法院工作提出新的更高要求，主要是六個巡回法庭和本部以及各巡回法庭之間出現裁判尺度不統一的問題。

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事而制。

面對新的形勢任務和更高工作要求，巡回法庭工作機制也需要與時俱進、不斷深化。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在開展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主題教育過程中，深入調研總結巡回法庭設立運行8年多來取得的重大經驗、成效以及需要不斷深化、完善的問題，于同年8月提出了深化改革方案。

經報黨中央批準，最高人民法院在堅持“三個定位”不動搖的前提下，加大院本部的巡回審判工作力度，進一步做優做實老百姓“家門口的最高法院”。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深化改革方案，除普通民商事案件、行政案件之外，此前未納入巡回法庭辦理范圍的知識產權案件、環境資源案件、少年審判案件等，也都逐步納入“當巡則巡”“能巡盡巡”范圍。開庭、詢問、調查、聽證的地點，也不限于巡回法庭駐地，還包括當事人住所地、案件發生地、主要證據所在地、原審法院所在地等，讓最高審判機關重心下移的力度更大、程度更深、范圍更廣。

改革后，各巡回法庭不斷優化訴訟服務，完善收案立案、咨詢答復、訴訟引導等工作程序，提升來信辦理和來訪接待規范化專業化水平，持續做深做實便民利民司法舉措。

在做優訴訟便民的同時，最高法還抓實巡回區上訴、申訴、申請再審和再審案件“源頭”治理，防止“法出多門”。

立案庭在“云南涉撫仙湖環保系列行政案”中，與云南兩級法院協同配合，多措并舉開展矛盾糾紛化解工作。

民一庭深入案件相對集中的陜西、甘肅省高院，面對面逐案討論申請再審案件中事實認定、法律適用、文書制作和辦案方法等方面應注意的問題。民二庭在辦理一起破產衍生案件期間，合理確定破產債權分配順序，促使當事人撤回了13件案件的再審申請，切實保障群眾合法權益，有效減少當事人訟累。截至目前，民三庭巡回審判10次，審理15起案件，涉及專利、商標侵權、技術合同、商標許可使用合同、串通投標不正當競爭等不同類型，結合相關案件辦理，召開10次調研座談會，實現巡回審判“一巡多效”。民四庭巡回審判25次，審理72起案件。環資庭巡回審判13次，審理14起案件，并就礦業權司法解釋、涉森林資源審判開展深入調研。

“最高法深化巡回法庭改革，在各巡回法庭審判中發現的共性問題，都能匯聚院本部集中研究，及時轉化為司法解釋或指導性文件，防止類似問題在不同巡回法庭反復出現，大大提升了巡回審判工作的效能。”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陳衛東評價。

許多律師也表示，加大巡回審判力度，實現了案件審理與對下指導的統一。

中國法學會案例法學研究會會長胡云騰曾擔任第二巡回法庭庭長，對巡回法庭工作深有體會。他認為，巡回法庭的設立，是根據全面深化司法改革的實際需要作出的，是服從服務于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大局的，既然人民群眾有更高期待和更新需求，深化巡回法庭改革勢在必行。

第一巡回法庭副庭長劉崢認為，深化巡回法庭工作機制改革意義非凡：有利于進一步做好巡回審判，真正將案件審理、糾紛化解在“群眾家門口”。

“有利于進一步加強業務指導，推動矛盾糾紛實質性化解。”第六巡回法庭副庭長羅智勇表示。

現任審監庭庭長楊永清，2023年曾從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副庭長調任千里之外的鄭州，擔任一個全新的職務——最高人民法院第四巡回法庭副庭長，這是他繼2016年任第六巡回法庭副庭長之后再度離京，說起巡回法庭的工作，自然再熟悉不過。

“各巡回法庭分別審理案件，對于類案無法像本部那樣實行業務部門的歸口管理，逐漸導致了裁判尺度不統一的情況。”楊永清坦陳。“2016年底至2018年底，我任六巡副庭長，當時正是司法責任制推行得如火如荼的時候，現在看來，當時對司法責任制的理解還存在一定的偏差。除‘四類案件’和提交專業法官會議討論的案件外，有很長一段時間幾乎沒有報請我監督的案件。”

“最高法深化巡回法庭機制改革，不僅能夠保證裁判尺度統一，而且巡回審理的案件范圍更廣、巡回的力度更大，當事人更能感受到訴訟‘方便’，更能感受到司法‘公正’。”楊永清如是表示。

三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

全國3500多家法院，一萬多個人民法庭，近年來每年受理4000多萬案件，法官年人均辦案350多件。如何在基層減壓、法官減負與人民群眾司法獲得感更實、更強之間，把著眼點、落腳點放在符合司法規律、貫徹習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學管理上，將是司法體系工作機制現代化進程中的長期課題。

案件數量高位運行漸成常態，最高法黨組清醒認識到，如果離開了嚴格、科學、有效的審判管理，巨大壓力下的審判質效將難以保證。只有通過科學管理“內部挖潛”，才能應對不斷涌入的壓力和挑戰。

最高法經過深入調研，改進審判質量管理指標體系，2023年試點時共29項指標，2024年1月正式施行時減少為26項，同年9月底進一步優減至18項，聚焦人民群眾感受，明確將考核定位為“體檢表”，強調以科學管理推動審判質效提升，而非“成績單”式排名。

“感受公平正義的主體是人民群眾，而不是法官自己。”最高法黨組在多個會議上強調。

此前，部分法院為追求“低改發率”（案件被改判或發回重審率）刻意維持原判，或通過壓降收案數量美化調解數據，導致法官疲于應付指標，甚至損害當事人訴訟權利。

最高法聚焦重點領域，將指標異動作為發現問題的線索，推動“被動應對”轉向“主動預判”。指標體系設計的初衷在于讓全國法院、每個審判庭找到影響審判質效、群眾司法感受的問題在哪、改進工作方向在哪，不斷把提質增效的工作做實。這一改革被視為司法管理理念的重大轉型，旨在為基層減負、為司法公正護航。

以“案-件比”為例，它蘊含著對司法審判規律的深刻理解與遵循。所謂“案”，就是老百姓來法院打的“官司”，“件”就是法院辦案經歷的一審、二審、再審等司法程序。“件”數越多，說明一個“官司”經歷的審判執行程序越多、當事人感受越差。

據了解，以“案-件比”為核心的指標體系，倒逼法官在辦案時更多考慮“案結事了”。從2024年“案-件比”同比下降0.04來看，相當于當年減少了近100萬件衍生案件。2024年全國法院民商事一審收案增加4.03%，而二審案件減少5.45%，充分體現了以審判管理促進內部挖潛的成效。

新的審判指標體系改為用于“健康體檢”式的數據會商，將各地法院的“結案錦標賽”轉場為“治理協同戰”，要法院自己“數據好看”轉變為要人民群眾“體驗更好”，以人民性重塑了指標“靈魂”。

案件的上訴率、申請再審率等直接反映人民群眾對公正裁判滿意度的指標持續向好；申請執行率下降，執行到位率上升，意味著更多“真金白銀”裝進了勝訴當事人的口袋。

最高人民法院審管辦主任何帆介紹，2024年全國法院一年以上未結案件同比下降超三分之一，這說明指標體系有效促進了審判效率的提高，讓正義不再姍姍來遲。

受理案件量持續上升本身就是壓力，考核是減壓還是增壓？這是無論如何也繞不過去的一個話題。有法官對記者表示，“考評就是管理，必須有”。一些科學合理的考核指標，比如二審改判-發回重審比、審限內結案率等，有效減輕了基層法院管理和法官辦案的壓力，更利于引導法官正確履行職責，推動審判質效的提升。

也有法官表示，考核的負面效應也比較突出。比如為了提高平均結案時間，一些案件應該轉普通程序而不敢轉，明明可以延長審限卻不得不報結，留下有待進一步查證的事實；有的案件還有調解空間，但是考慮到審理期限要求也不得不匆匆下判結案。

記者在某平臺看到一個有趣的評論，“首席每天苦口婆心‘叭叭叭’地說，有考核就有數據造假，上級應該能夠知道”。

對于基層的不同聲音，最高法黨組高度重視。今年1月6日，主題為“四級法院談‘考核’——減負與增效”的2025年度“最高人民法院法官講壇”第一講舉行。四級法院一起談如何為了減負增效而把考核做得更加符合司法規律、更加科學，把習近平法治思想融入、落實到審判執行工作、審判管理工作的全過程各方面。

“評價考核工作的優劣要看是否科學、是否符合司法規律，是否有利于把習近平法治思想落到實處，是否有利于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張軍如是強調，并針對性地指出，“提質增效”，質量是第一位的，沒有質量就沒有效率！

這次講壇成了線上論壇，回答了為什么考、怎么考、怎么看減負等全國法院干警都關心的問題，統一認識、凝心聚力，人民法院、人民法官在科學管理下承擔起優質高效審判執行的壓力，才能換來人民群眾對以公正司法維護公平正義更好的感受。

最高法的考核改革不僅是管理工具的技術調整，更是司法價值觀的重塑。在壓力下才能有事業的發展，才能有能力的提升，才能有更強的尊榮感、更高的公信力，也才能有人民群眾更實在的獲得感——減輕人民群眾打官司的壓力、訟爭的負擔！

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主任李成林表示，凡是不利于審判執行提質增效的所謂管理、考核，對基層法院都是負擔，要堅決廢止；凡是有利于審判執行提質增效的，可能是壓力，更是責任，但不能看成是負擔。根本在于把審判質效切實提升上來，把隊伍的活力激發出來，把服務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責任落實下來。

“鞋合不合腳，小趾頭可能也是有感受的。”廣東省佛山市順德區人民法院陳村人民法庭法官龔國旗，在湖北恩施、廣東順德的不同基層法院干了17年審判執行工作，他認為，科學的考核才能強化一線法官的職業尊榮感。

“考核是難度非常大的工作，難在考實、考準。”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國家治理教研部教授劉旭濤評價說，人民法院的考核評價管理機制經過不斷改進、將可量化的審判質量管理指標和綜合評判的考核工作相結合，共同促進了符合司法規律的審判管理，切實提升了管理的規范化水平。

記者采訪時獲知，從2024年審判數據看，各級法院把“能改判不發回”的要求落得更實了，把保障當事人勝訴權益的工作做得更好了，把定分止爭的工作做得更細了，這樣的考核定能讓人民群眾有更實在的獲得感。

2024年10月中旬，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胡道才收到最高法發來的審判質量管理指標體系運行情況“提示函”。與過去相比，“提示函”的內容大幅精簡，只提示沒有達到合理區間的指標；對于大多已進入合理區間的，不再有“同比趨優”或“同比趨劣”等表述，也不再有“全國后5名”之類的提醒。

胡道才認為，“這樣的提示，針對性更強，更有助于突破自己，做得更好、可持續，也更像一張‘體檢表’”。

同樣感受到變化的，還有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審管辦主任郭杭銨。過去，收到指標“提示函”后，各地審管辦主任總想再看看上海、江蘇、廣東等省（市）的數據情況，研究有沒有“比學趕超”的空間。2024年10月之后，打開數據平臺，發現查看其他省份的權限均已被關閉，詢問最高法審管辦的工作人員，得到的答復是：“指標數據以后作為工作秘密管理，查看本級本轄區的數據即可，沒有必要去和同級法院比較，防止不必要的‘內卷’。”

對上述變化，何帆給出的解釋是，之所以關閉各地查看同級法院數據的權限，也是鼓勵大家“與自己比、與去年同期比、與工作改進前比”，對照“體檢表”找差距和不足，針對性解決問題，從機制上消除“內卷”沖動。

四

路雖遠，行則將至；事雖難，做則必成。

“執行難”問題由來已久，不僅影響司法權威，還損害了人民群眾對法治的信心。深化執行體制改革，是破解這一難題的治本之舉，也是完善司法權力運行機制、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舉措。

為有效破解執行實踐難題、解決人民群眾急難愁盼問題，依據民事訴訟法，最高人民法院從2023年10月部署依法開展加大提級執行、指令執行試點工作，工作中簡稱“交叉執行”，并在總結試點經驗的基礎上，于2024年3月在全國法院全面有序推開。

數據顯示，自2023年10月開展試點以來，全國法院交叉執行案件26萬余件，取得實質性進展或者化解13萬件，執行到位金額1387.7億元。目前，交叉執行案件數量呈穩步上升趨勢，改革效能逐步釋放。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實施。執行工作關系民事權利實現，關系國家法制權威，關系社會和諧穩定。如何有針對性地促進執行工作高質量發展？2024年1月15日，全國高級法院院長會議對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執行領域的重點工作進行專題部署。

會議指出，對標全面依法治國這場國家治理的深刻革命賦予的職責使命，對標人民群眾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提出的更豐富內涵、更高水平的需求，執行工作還有不小差距，需要不斷改進、提升，努力跟上、適應。

最高人民法院黨組副書記、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院長鄧修明對會議進行總結，對人民法院如何做好新時代新發展階段執行工作提出要求。

如何解決執行案件數量長期高位運行的問題？會議指出，必須加強聯動共治，深化執源治理。要積極爭取黨委領導，以“頭拱地”的決心和釘釘子精神做深做實執行難綜合治理。

這次會議還明確提出，要正確區分“執行難”與“執行不能”，保持攻克“執行難”力度不松，通過“終本清倉”“執破融合”等方式依法解決確實存在的無財產可供執行的“執行不能”問題，促進市場有序出清、盤活資源。

數據顯示，失信名單建立十多年來，有新納入的、也有履行義務后刪除的，但總體數量逐年上升。2024年，新納入的同比下降23.4%，信用修復的增長35.4%，超過新納入的，失信名單十年來首次出現下降。這一方面反映了社會公眾法治意識、誠信意識不斷提升，另一方面也與人民法院多措并舉做實信用修復直接相關。

最高人民法院執行局在全國法院終本案件庫中對全庫數據進行徹底檢索篩查，發現大T三個關聯公司所涉終本案件數量全國最多，遂決定對該案掛牌督辦。

大T三公司“執轉破”系列案是2024年最高法執行局貫徹落實關于推進“兩個出清”（“執破融合”和“終本清倉”）專項工作，由最高人民法院掛牌指導、執行局局長黃文俊直接包案的重點“執破融合”第一案。

2024年6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執行局相關負責人與三級法院負責該案的合議庭共同研判案件進展，形成工作思路：堅持黨委領導，成立專班，上下級法院聯動；優化項目方案，盤清關聯公司的資產和負債情況，盤活現有存量資源；科學規劃，開展對土地、稅務事項等重點問題的閉環論證，執破融合程序進入了“快車道”。

工作專班經近半年的攻堅克難，截至2025年1月13日，大T三公司均已宣告破產，5628件執行終本案件依法出清，案結事了，公司資產全面盤活。

2025年1月17日，記者與最高法執行局法官劉永存一同前往大T公司所在地。

這是南方某省會城市H市一個非常繁華的商業區段，經管理人前期調查，大T公司開發的M項目總用地面積249550㎡，建筑面積942895㎡。其中住宅19幢，公寓及公寓辦公樓6幢，商業體5處。

大T三公司的實際控制人均為自然人蔣某，主要從事小區住宅、商業開發建設和銷售，因其項目違反規劃建設等一系列問題，導致資金鏈斷裂，爆發債務危機，施工單位、業主、商鋪等各類債權人紛紛起訴，分別主張要求支付工程款、返還租金、支付違約金、償還借款等訴訟案件達6938件，后進入執行程序5628件（不含執行保全、執行異議）。蔣某因挪用資金罪被判處有期徒刑7年。公司停業后，執行程序難以有效推進，當事人信訪反映強烈。

大T三公司債務危機爆發后，各類矛盾疊加爆發，其中3000多戶業主交納的代辦證費用被大T公司挪用導致業主多年無法辦證。

“大T公司破產之初就面臨四大歷史遺留問題，即小區業主辦證費用問題、商鋪夾層問題、一房二賣問題、按揭房屋斷供問題。”H市中級人民法院院長對記者表示。

由于本案涉及債權類別多、數量大，管理人將債權分為住宅業主類、商鋪業主類、金融類、工程類以及其他類，為了確保債權審核質量，管理人組織30余位律師針對不同債權制定了相應的債權審核原則，并對審核律師進行指導培訓，確保債權審核公平公正。

2024年11月25日，H市中院認定，大T三公司不能清償到期債務，且明顯缺乏清償能力，亦不具備破產重整及和解的條件，遂依法裁定宣告大T三公司破產。

針對業主辦證問題，H市中院破產法庭負責人介紹，在最高法、省高院的指導下，工作專班多次召開有關部門協調會議，最終明確了“老百姓無過錯即辦證”原則，采取“先辦后補或申報債權”的方式解決。

截至2025年1月5日，執行法院終結大T三公司相關聯的5628件執行案件，首批次1936名業主已辦理過戶手續。

業主謝東（化名）、杜霞（化名）表示，“辦下證后心里就踏實了，感謝黨和政府、感謝人民法院”。當事人王某多年前買的商鋪因開發商投入之初便沒有通電通水的問題長期信訪，這次終于看到了希望。記者采訪時看到當事人滿意的笑容，也深深地被感動。

“該案處置工作真正形成了‘黨委堅強領導，政府主導風險管控與事務協調，法院主導司法程序’的處置模式和府院聯動大格局，在辦理執轉破案件府院聯動方面具有典型示范意義。”劉貴祥如是表示。

2024年7月，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對執行體制改革作出重大部署，提出深化審判權和執行權分離改革，健全國家執行體制，執行工作任重而道遠。

記者手記

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當前，法治領域存在的一些突出矛盾和問題，原因在于改革還沒有完全到位”。

改革是由問題倒逼而產生，又在不斷解決問題中深化。從來就沒有敲鑼打鼓的事業，從來就沒有輕輕松松的改革，我國的司法改革一直在爬坡過坎、呈螺旋式發展。

近些年，我們看到很多法律在出臺，很多法律在修改，很多司法解釋在頒布、在改廢，為什么？因為新時代、新征程，經濟發展駛入“快車道”，法律保駕護航，一方面必須要跟上，另一方面又要遵循司法規律，所有的案件必須在司法程序里依法運行，“速度”與“適度”這個平衡點便是政治智慧與法治智慧的考量。這也是最高法黨組一直強調“不要身體進入新時代、腦袋還停留在原地”“人民群眾對公平正義有了更高的需求、司法必須適應、理念一新天地寬”的原因之所在吧！

“太難了”，這是今年記者采訪時最常聽到的話。12萬人的法官隊伍、4600余萬件案件，知其難，嘆其難，何其難！改革只有進行時，永遠在路上！

當前改革需要解決的問題分外艱巨，不可避免觸及深層次社會關系和利益調整，面對的暗礁、潛流、漩渦會越來越多，因此現階段推進改革必須識得水性。

習近平總書記在《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幾個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文章中強調：“堅持破和立的辯證統一。改革是一個破舊立新的過程，破是手段，立是目的。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堅持以制度建設為主線，更應突出破立并舉、先立后破。”“該立的積極主動立起來，而且要立得穩、立得住，行得通、真管用；該破的在立的基礎上及時破、堅決破、徹底破，在破立統一中實現改革蹄疾步穩。”

一直不知該如何為文章收尾，想起曾經采訪過的一位法學界前輩說的話，改革不是一蹴而就、一勞永逸的。改革是一個過程，應放在較長的歷史過程中去考量和評價。

東交民巷27號，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大樓前矗立著一棵百年皂角樹，這棵“長”在“法學階梯”上的皂角樹，見證著法律精神的代際傳承，也見證著時代浪潮中的每一次司法脈動，被譽為最高人民法院鮮活的司法圖騰和敘事傳說。

2024年12月24日，中國裁判文書網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一起二審案件民事裁定書，該案涉及華為、網件（Netgear）發明專利權糾紛，最高法針對“華為vs美國網件”案作出了反禁訴令，這是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中國首份反禁訴令（AASI）裁定書，審判長余曉漢的名字赫然紙上。

今年2月26日，沿著皂角樹所在的臺階拾級而上，在莊嚴肅穆的中法庭內，“2024人民法院重點工作情況通報”會上，首席大法官張軍提到這起案件時，聲音忽然變得低沉。2月22日晚，余曉漢突然暈倒在家里滿是材料的書桌前，經送醫院搶救無效，生命靜止在23日凌晨2時，年僅52歲。中國首份反禁訴令（AASI）裁定書也成為他生前的最后一份裁判文書。張軍介紹，余曉漢曾辦理過案件的當事人聽聞噩耗，極為震驚，專程從外地趕來告別，足見其人格魅力。聽了介紹，與會的40多位記者，無不為之動容……

2024年8月7日，因依法公正辦理一起交通事故責任糾紛案件，年僅37歲的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區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長、一級法官王佳佳，慘遭當事人報復殺害，倒在血泊里。被害地點距離她溫暖的家僅有二三十米……

今年2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河南省委在河南省鄭州市聯合召開追授王佳佳同志稱號表彰大會，追授王佳佳同志“全國模范法官”“河南省優秀共產黨員”稱號。

使命呼喚擔當，榜樣引領時代！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全面依法治國是國家治理的一場深刻革命”。志合者，不以山海為遠。一群擁有皂角樹品格的法治人必將奮勇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