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熱烈祝賀為實現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創辦的刊物《國家治理》十周歲！在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精神的今天，召開這個座談會，格外有意義。不久前，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決定新建國家治理教研部，創辦《國家治理研究》雜志。大家都重視國家治理，不是偶然的，反映了時代的進步和社會的需要。
歷史告訴我們，一代人有一代人要解決的時代課題，一個時期有一個時期要完成的時代使命。進入新時代的中國，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面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現代化和執政黨建設遇到的時代課題，把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十年前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這個總目標，十年后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繼續堅持這個總目標，并且強調要在緊緊圍繞中國式現代化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進程中，推動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更好相適應。
十年前，人民日報社人民論壇雜志社以極大的政治敏銳，在貫徹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過程中，創辦了《國家治理》。十年來，《國家治理》為研究和宣傳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國家治理的重要論述做了許多具有創新意義的工作?，F在，需要我們進一步回答的是兩個問題：一是為什么要把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確立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二是為什么要把推動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更好相適應，同推動推動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更好相適應聯系起來提出來？回答這“兩個為什么”是我們理論工作者的任務，也是《國家治理》雜志的任務。
我們記得，黨的十八大后，習近平總書記以非常鮮明的語言宣示“改革開放再出發”，并且強調要敢于“啃硬骨頭”“涉險灘”。當十八屆三中全會把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確定為“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時，使我們懂得了我們要啃的“硬骨頭”和要涉足的“險灘”，就是：“制度”“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尤其是，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把“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確定為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以后，始終扭住制度建設和國家治理這條主線不放松。一直到這次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依然堅持不變。在實踐上，這十年圍繞“制度”“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從制度建設、法治建設、機構改革，做了一篇又一篇大文章。完全可以說，這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全面深化改革的最大特點?，F在，需要我們進一步思考和回答的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為什么要把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確立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為什么要始終扭住“制度”“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這條全面深化改革的主線不放松。我們應該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把這個問題講深講透，進一步增強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心和信心。這是我們理論工作者的任務，也是《國家治理》雜志的任務。
尤其是，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在強調“更加注重改革實效”的時候，引人注目地提出“推動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更好相適應，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強大動力和制度保障”。我們都知道，歷史唯物主義是馬克思的“兩大發現”之一。歷史唯物主義強調，社會是在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矛盾運動中發展的?，F在，我們黨把“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相適應”和歷史唯物主義所揭示的社會基本矛盾聯系在一起提出來。顯然，這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是第一次。怎么理解這一問題？怎么闡明“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相適應”同“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相適應”這一社會基本矛盾的關系？怎么講清楚這“三個相適應”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強大動力和制度保障”？毫無疑問，回答好這一問題，是我們理論工作者的任務。同樣，這也是《國家治理》雜志的任務。
還有一個問題，在回答這“兩個為什么”時，有一個基礎性問題也要回答。我們知道，“治理”這個概念，學術界普遍認為是在20世紀90年代從國外引進的。1989年，世界銀行在描述非洲情況時，首次提出“治理危機”這一概念。20世紀90年代以后，“治理”這一概念被廣泛地應用于政治發展研究中，強調的是怎么通過政府和社會的良性互動來協調和緩和社會矛盾。但是，實踐告訴我們，西方的治理理論不符合中國國情。我們的經驗是：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這三者有機結合，“良性互動”，才是中國有效的治理之道。
我們要高度重視自己創造的國家治理經驗。舉個例子，2019年10月，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11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來到上海視察。他在上海楊浦濱江提出的“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為人民”，在上海虹橋街道提出的“人民民主是一種全過程的民主”。顯然，總書記這次上海之行，是用實例告訴我們，什么才是我們中國的治理之道。特別是，我們在新時代國家治理的創造性探索和創新性實踐中，已經形成了中國獨有的獨特的“全過程人民民主”。在這一中國式民主中，人民群眾在民主選舉、民主協商、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各個環節和在國家治理、經濟和文化治理、社會治理各個層面都能夠全鏈條、全方位、全覆蓋地參與。這樣的經驗，我們理論工作者應該重視，《國家治理》雜志也應該重視。因此，我們強調“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更好相適應”，必須充分重視我們自己創造的好經驗，形成我們自己的國家治理理論。
總之，我希望《國家治理》雜志能夠在十年創刊辦刊經驗的基礎上，為進一步回答好這“兩個為什么”作出我們新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