糧食是社稷之本，種業是糧食之基。種業是農業的“芯片”，從源頭上影響了國家糧食安全和農業高質量發展。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關注種業發展，多次在不同場合為種業改革發展指明方向。近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十四五”規劃綱要以及各年中央“一號文件”中，也都圍繞種業創新、種源安全、種業科技等問題做出了具體安排。

我國是名副其實的種子凈進口國，2019年我國種業貿易逆差達2.24億美元，創新關鍵技術亟待突破，種源自主可控、種業科技自立自強十分迫切。目前我國種業研發創新以農業科研院所和高校為主，財政經費資助不足，且以短期項目為主，不利于育種工作的持續開展。加之，受國際糧價波動、新冠肺炎疫情沖擊、俄烏沖突的影響，讓種子“中國芯”成為保障我國糧食安全的基礎更為緊迫。對此，應從幾個方面加大推進力度。

第一，堅持系統觀念，落實兩個戰略。夯實“藏糧于地”戰略。關注耕地數量，嚴守18億畝耕地紅線；提高耕地質量，加快低產農田改造和10億畝高標準農田建設。優化灌溉設施和灌溉管理，推動水資源高效循環可持續利用。夯實“藏糧于技”戰略。加大以育種技術為重點的生物技術、數字技術和裝備技術在農業的應用，不斷增加農業科技投入，提高農業生產率。繼續深入推進“南繁硅谷”等種業創新基地建設，通過示范帶動、良種繁育等合作形式，打通良種進村入戶的“最后一公里”，讓好種子惠及更多農民，實現農業提質增效。在此基礎上，持續深入開展文明用餐活動，堅決杜絕糧食浪費。

第二，堅持分類施策，開展糧食安全精準攻關。針對我國需求規模大、與國際差距顯著、對外依存度高的農作物和畜禽種源，積極開展精準攻關，補短板消隱患。在口糧安全方面，在絕對保障口糧數量安全情況下，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入手，增加優質大米與特種小麥生產。實施稻麥生產者收入補償政策，完善優質優價生產環境和市場機制，增加種糧農民收入。在飼料糧安全方面，一方面適度增加以大豆為代表的飼料糧貿易，加快實現多樣化進口，降低對部分國家進口飼料糧的高度依賴；另一方面促進飼料糧多元化，增加油料和牧草等非大豆蛋白飼料生產，保障我國畜產品和飼料供給安全。在畜禽種源安全方面，盡早實現畜禽種源自主可控，持續加強關鍵核心技術攻關，降低關鍵節點“卡脖子”風險，降低市場供給波動。

第三，堅持協同配合，提高種業可持續發展能力。加大政府投入，建設并完善種質資源庫、育種創新平臺、品種測試中心、制（繁）種基地建設，夯實種業發展基礎。引導企業研發創新，通過財稅、金融、獎補等措施引導我國種業企業主動對標國際種業先進企業，建立健全商業化育種體系，加大引導技術、人才、資本等要素向優勢企業集聚，形成我國種業布局中堅力量。支持社會資本投資種業，在市場主導的前提下，通過政府性引導基金，吸引社會資本布局種業行業，借助投資、控股、兼并等市場化手段，扶持種業龍頭企業做大做強做優，提升種業行業市場集中度，增強種業市場國際競爭力。強化政產學研用協同配合，努力改變科研院所、高校和種業企業等創新主體各自為政的現狀，加快構建以企業主體、市場導向、產學研用分工協作、利益聯結的“育、繁、推”一體化、商業化育種體系，提升種業政產學研用協同效應。

第四，堅持規范治理，優化種業競爭市場格局。“生物育種”是我國戰略性科技力量，2020年以來我國種業相關政策密集出臺，為推進生物育種產業化應用創造了較好的制度和市場環境。應繼續提高生物育種研發投入，強化育種研發創新，加快儲備生物轉基因技術；加強種業專利保護，聚焦產量和抗性等重點指標，修訂完善種業專利審定標準，提高種業專利審定門檻。同時加速修訂地方標準，從嚴審定品種，對已登記品種進行清理。在此基礎上，切實加強種業知識產權市場監管范圍，對種業假冒偽劣、套牌侵權等突出問題嚴肅治理。由此協同發力，升級農業“芯片”，筑牢國家糧食安全底線。

（作者：吳德進，系福建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福建社會科學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