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圖：蔡華偉
日前召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對第一輪中央環境保護督察給予高度評價，會議同時強調，下一步，要推動環境保護督察向縱深發展。
未來3年，中央環保督察將實現新一輪全覆蓋。面對中央重托、百姓期待，第二輪中央環保督察將如何推進，備受關注。
最近幾天，國家環境保護督察辦公室頻放大招：先是3月29日統一公開第二批中央環保督察7省（市）公開移交案件問責情況，后有4月2日通報對湖北省黃岡市羅田縣經濟開發區環境污染問題專項督察的查處問責情況，引起廣泛關注。
面對中央重托、百姓期待，第二輪中央環保督察將如何推進？
解決突出環境問題、改善環境質量、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解決突出環境問題、改善環境質量，中央環保督察承擔這樣的任務理所應當。
據統計，第一輪中央環保督察共受理群眾環境舉報13.5萬件，直接推動解決群眾身邊的環境問題8萬多個。中央環保督察交辦地方整改任務2147項，截至3月中旬，已完成998項，占比將近47%。其他的整改任務也在有序推進中。
這5年來，尤其是中央環保督察制度實施以來，環境質量改善速度有目共睹，但也常有“督察影響經濟發展”的雜音出現。而此次，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將“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作為中央環保督察下一步的重點工作之一，頗有深意。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李佐軍認為，這一“新劃重點”正是環保督察向縱深發展的體現，將環保督察工作重點由解決突出環境問題、改善環境質量擴展到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一是高質量發展本身包含環保方面的內容，二是體現了中央在更高的高度強調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性。
“這個新劃重點其實也是與機構改革相銜接的，在過去環保部污染防治與環境監管職能的基礎上，生態環境部的職能增加了生態保護。高質量發展強調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兩手都要硬，以環保督察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可謂順理成章。”李佐軍說。
環保督察能否推動高質量發展，已有事實可以證明。本報記者在多地調研中發現，環保督察倒逼產業升級的功能不斷顯現，的確推動了經濟向高質量發展轉型。
“去年的督察問責、監管執法工作，可以看做是一個壓力測試，實現了環保與經濟雙贏。推行綠色發展、加大環境保護力度對經濟壓力的影響是適宜、可行的。”生態環境部環境與經濟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吳舜澤說。
嚴格問責，生態文明建設和環境保護是政治責任
第二批中央環保督察7省（市）公開移交案件共問責1048人，其中省部級干部3人、廳級干部159人、處級干部464人，這一追責力度再次刷新環保問責的紀錄。
從移交問題分析，與第一批環保督察問責以生態破壞、環境違法案件為主要追責方向不同，此次，涉及環境保護工作部署推進不力、監督檢查不到位等不作為、慢作為問題占比約40%；涉及違規決策、違法審批等亂作為問題占比約30%；涉及不擔當、不碰硬，甚至推諉扯皮，導致失職失責問題占比約25%。而且雖然政府部門中被問責人數最多的還在環保領域，但比例已經比第一批問責有所下降。
“這表明，黨政同責、一崗雙責的制度設計絕不是空話。同時，中央將生態文明建設和環境保護提升為政治責任，對地方黨委、政府提出了更高要求。”李佐軍說，中央環保督察問責給了各級干部明確信號，不作為、慢作為、亂作為都會被嚴肅追責，保護生態環境、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必須積極有為，這將進一步推進執政理念的轉變。
同時，中央環保督察在進駐期間邊督邊改邊問責的范圍更廣，第一輪督察追責人數超1.8萬人。同時，整改期間，發現地方有落實不到位等情況，也要對相關人員追責。
“追責不是目的，通過中央環保督察將環保壓力層層傳導到位，不斷推進生態環境保護工作，打贏污染防治攻堅戰才是我們追求的目標。”國家環境咨詢委委員、天津大學法學院院長孫佑海說。
完善長效機制，提高督察實效
落實中央部署、推動環保督察向縱深發展，哪些任務亟待完成？
生態環境部部長李干杰在今年全國兩會新聞發布會上表示，中央環保督察工作計劃，一是緊緊圍繞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特別是打贏藍天保衛戰，開展第一輪環保督察“回頭看”；二是再用3年左右時間，完成第二輪中央環保督察全覆蓋；三是針對污染防治攻堅戰的一些關鍵領域，每年組織機動式、點穴式環境保護專項督察；四是建立中央和省兩級督察體系，不斷完善環境保護長效機制，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對此，孫佑海認為，當前環境形勢依然嚴峻，群眾對美好環境的期待日益強烈，加強督察、追究責任對于保證環保法落到實處有重要作用，將中央環保督察常態化，同時以專項督察、“回頭看”等形式機動靈活地開展有針對性的督察，將極大推動重大環境問題的解決。
“建立中央和省兩級督察體系，是建立環保督察長效機制的重要一步，將為環保督察提供組織保障，有助于提高督察實效。”孫佑海建議，環保督察機制應在實踐中不斷發展，第一輪中央環保督察由環保部牽頭，中紀委、中組部相關領導參加，如今國家監察委員會成立，環保督察應與監察委緊密協作，進一步提升權威性。
“不僅需要常態化，中央環保督察本身也要規范化、程序化。”李佐軍認為，行政手段要有規矩、有限度，推進環境保護、生態文明建設更要靠法治手段，這樣才有助于形成更大的環保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