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先生是中國近代優生學、性心理學、社會學等現代學科的奠基人之一，他在學術上最主要的特點是在非常扎實而又廣博的基礎上成就其專門之學，而這個專門之學，又上達于他傾心的新人文思想。可惜的是，在潘光旦從事社會學研究的晚期，也就是20世紀40年代末期，他只是勾勒出了新人文思想的基本輪廓，整個體系的建構完成還遠未實現。他的人文思想，就是想要克服當時社會學界“見社會不見人”的流弊，實現社會學的“人化”。這在今天似乎還有相當大的參考價值。

在中國學術界，能夠提出社會學的“人化”作為學術目標，其人必須具備深厚的中西文化根底，而且還應該具備一定的自然科學素養。潘光旦的好友梁實秋曾評論說：“研究社會學的人很少有這樣嚴格的實驗科學的訓練，在潘先生的作品里，我們卻可以看出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凝合。”美籍華裔社會學家李樹青曾遺憾地表示：“倘若天假以年，潘先生以他的生物與遺傳學的根基，再加上流利的文筆，以及對中國文化的湛深造詣，正可以發揚光大現代社會學的前途，成為世界著名社會學者，其成就當不在重建中國的社會學而已。”

潘光旦幼承庭訓，對中國傳統典籍與文化保持了相當的“溫情與敬意”。1913年至1922年在清華學校學習期間，他受到了系統而扎實的現代西方知識教育，并獲得了熟練運用英語語言的能力，這為他留學四年能夠充分吸收西方先進學術的養分打下了良好的基礎。1922年至1926年，潘光旦先后在美國的達特茅斯學院和哥倫比亞大學留學，他的專業學習與研究方向是生物遺傳學，特別是在當時西方學術界流行一時的優生學。除了在優生學上受到嚴格的學術訓練以外，潘光旦還把很多精力放在心理學、文學、哲學和社會思想研究上。

潘光旦未受到科班的社會學訓練，而是早年浸淫傳統典籍與稗官野史、留學期間在生物學基礎上廣泛涉獵人文社會科學，所以他后來在從事社會學研究時，特別注重生物的、心理的和歷史的因素。

潘光旦希望社會學者不要為“社會”的范圍所限，就社會談社會，而是廣泛吸收各種自然的、人文的、社會的知識，建構一門以旨在了解人性的綜合性的社會學。這種社會學不是“見社會不見人”的，而是“人化”的。1948年時，他在一篇文章中寫道：“……社會學者不得不注意到人性的問題，一般的人性，與個別的人性。我們希望從事社會學的人要多有一些生物，遺傳，生理，心理，以至于病理諸種學科的準備，原因就在此。我們也希望大家多涉獵到人文學科，哲學，歷史，文學，以至于宗教、藝術，原因也不外此。”

1947年出版的《生育制度》是費孝通最重要的理論著作，書寫成于1946年夏他與潘光旦在蘇州滸墅關避難時期。當時旅途困頓，行止不常，天氣極為悶熱，費孝通頗有將全稿擱置的意思，后來經潘光旦勸告，才決定姑先付印，以待將來補正。費孝通請潘光旦寫一篇序。潘光旦歷來為人做序都非常認真，絕不敷衍了事。也許是由于對費孝通這顆學術新星的前途期望更殷，他洋洋灑灑，不可收拾，一寫就是3萬多字。這就是《派與匯——作為費孝通〈生育制度〉一書的序》一文。他認為，費孝通的書寫得很好，但只是一家之言，太局限在功能學派的立場上，器局比較狹窄，并不是全面的分析。也就是在這篇序言里，潘光旦正式提出了他的新人文思想。在他看來，新人文思想應該是在中西古人文思想的基礎上，吸收生物學的社會思想、人類學的功能學派、哲學上的實驗主義以及人的科學的研究，綜合而成的一種思想體系。

新人文思想的社會學，在70年前完成了它的基本面貌的勾勒，還沒有來得及綱舉目張、蔚為大觀就定格在那個高度，無從繼續發展。未完成的思想體系是一種殘缺的遺產，它正期待著當代的學者結合后來幾十年的學術發展成就以及當代社會提出的問題，對其進行揚棄與發展。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