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公報》8日刊文引述學者分析指出，“新常態”無疑是2014中國深化改革元年關鍵詞，“新常態”是真正大轉型時期的開始，需重構新增長模式和新發展源泉，而結構性改革政策框架就成為必然選擇。“新常態”意味著經濟系統與社會系統之間失衡的改革與大重構的過程，因此，中國的“新常態”是全面改革與全面結構優化。

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陳雨露受訪時表示，“新常態”思想是中國經濟理念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其治理思想的有機組成。

論及中國經濟“新常態”的內涵，陳雨露說，其本質是從傳統穩態增長向新穩態增長邁進的“大轉換時期”，與發達國家“新常態”近年所講的“危機后經濟恢復的緩慢而痛苦的過程”具有很大的差別。不是重返危機前繁榮狀態的恢復過程，而是全面結構性改革進程中重構新的增長模式和新的發展源泉的過渡過程。潛在經濟增長在波動中逐步回落，而非迅速步入新的穩態增長路徑。因此，“新常態”不是增速不變的常態，是增速變化的常態。

突破“危機救助”宏調教條

“新常態”不僅是“去杠桿”、“去產能”的危機救助過程，更重要的是結構問題在不斷凸顯中得到重構，風險在不斷暴露中得到緩釋的過程，因此，中國新常態的主題詞是“改革”、“結構調整”，而不是“危機救助”。

此外，“新常態”還意味著經濟系統與社會系統、社會經濟系統與宏觀治理系統之間失衡的改革與大重構的過程，因此中國的“新常態”是全面改革與全面結構優化。

而上述內涵也決定了“新常態”下中國宏觀經濟政策取向必然與傳統政策框架有著本質區別。

“按照目前計量測算，中國增速回落中70%是結構性因素，但依然有30%是周期性因素，同時這些因素在不同時期具有易變性。這種特性就決定了中國宏觀經濟政策在‘新常態’時期既不能簡單跟隨凱恩斯主義，也不能盲從于新古典主義。”他補充說。

也就是說，既不能用簡單的凱恩斯主義需求管理的刺激政策來應對經濟增速的回落，也要避免陷入新古典主義“無為而治”的陷阱之中。

警惕引發系統性風險

陳雨露還提醒，要重視結構性問題引發的系統性風險，利用宏觀審慎監管彌補傳統貨幣政策的缺口；要打破“調控”與“被調控”的兩分法，將改革與調整貫徹到底，利用全面改革重構宏觀經濟調控的框架及其傳導工具。

陳雨露認為，中國經濟結構大轉型的時代，傳統的宏觀經濟指標不能用來有效地衡量經濟運行的效果和質量。因此，必須用指標體系的組合和指標的區間來相對衡量經濟運行的健康狀態，“底線管理、區間調控”也是這種判斷的政策產物。

被問及“對經濟最為擔憂的問題”，陳雨露表示，一是對于“新常態”沒有正確認識，面對經濟下滑就采用非常規的刺激政策，從而錯失目前“大改革與大調整”的良好窗口期；二是對于“大改革與大調整”所帶來的各種沖擊和風險重視不夠，使經濟下滑跌破了經濟和社會難以承受的底線，并導致系統性風險全面爆發，經濟出現硬著陸。